文革期间的批斗大会。（网络图片）
文革之前，当代美学家季羡林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他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古人所说“士可以杀不可辱”，到了共产时代变成既可辱又可杀。季羡林与大多数知识份子既在六〇年挨饿，到了六七年后整整十年间又挨打又挨杀，一个个都生不如死。
文革初期，红卫兵在多次抄家中找到了季羡林他的罪证：（一）在一个竹篮子里有一堆还没有烧尽的信；（二）他老婶母的枕头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张石印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照片。这三条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乱棍打死；小到必须被拳打脚踢，耳光相向，凌辱漫骂，背曲腰弯。
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季羡林几乎天天被打被批斗。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毁，在红小将打砸抢下，家中已无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是季羡林决定服安眠药自杀。
可想自杀谈何容易。就在季羡林决定求死之际，红卫兵突然上门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斗。他们把季羡林带到北大最大的聚会场所，命他面壁站立，与其他牛鬼蛇神一样低头认罪。在认罪的行列中，不断听到红小将的喝骂声及打耳光的声音。终于季羡林也重重挨了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接着背后又挨了一记重拳，然后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几脚，他想转头看看打他的是谁，一口浓痰吐在他脸上。有人高声喝叫：“不许乱说乱动”，季羡林立即低头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脸上的浓痰。
季羡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红小将的欢心，接着下来便押他站上批斗台，要他弯腰、低头，并再命他“往下弯，再往下弯”。他支持不住，以双手扶膝，却又招来一顿拳打脚踢，红小将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张望。但从批判的声音听去，他只是陪斗，被批斗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季羡林在被批斗时，最害怕的就是游斗示众。军人、工人阶级与红卫兵联合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游街示众时，把他押上一辆敞棚的车上，车子进行中，群众夹道观看，兴高采烈，但脸上充满对季羡林的刻骨仇恨。他们向季羡林挥拳，往他脸上吐痰，用石块向他投砸，把季斗得昏头转向，不辨东西。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样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游斗，车子还不知在何处停下，他睁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处，突然被身边一名大汉，飞腿踢中他的后腰，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跌爬在地上。没有想到，他刚想爬，一名工人阶级的汉子冲上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当场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喝叫：“滚蛋”，季羡林如闻纶音，立即连爬带走离开，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斗所受的凌虐，居然打消了季羡林自杀的念头，他想：这样重大的打击，他还可活下来，今后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会熬过去。
接着下来是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批斗，季羡林尝够了“祖国母亲”加在他身上的惩罚，为了应付批斗，他开始锻练身体去对抗侵害。他回到睡觉处，自行练习喷射式——低头躬身、两臂后伸、弯膝曲腿。果然身体抵抗力增强，即使被斗三小时，姿势不变，晕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斗半小时就腰酸腿痛，浑身汗水，身体摇动，脑袋发胀，两眼发黑，耳朵轰鸣，最后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来踢打，骂他装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
被斗挨打两年之后，季羡林被送去劳改。他以为劳改虽苦，总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没有想到任何一个所谓革命群众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时鞭打他，看他不顺眼，随时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羡林在劳改期间不敢走大路，只敢贴着墙边走阴暗潮湿的小路。尽管这样小心，还是逃不过殴辱。
某次，季羡林走小路，被一枚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插入脚底中间，钉尖深入，拔出来后血流如注，造反派见了，不但不同情，还勃然大怒骂他，并要他滚蛋，然后又把他调去煤炭厂劳改，由当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风的知识份子颈上挂一个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后再押到台上批斗，所有被送去煤厂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形容煤厂是阎王殿，十分可怕。季羡林每次从批斗台下来，变成了一块没有知觉的走肉，被工人大众像死狗一样拖来拖去，没有知觉，也不知人间还有荣辱。他实在不明白以整人为乐的工人还有没有人性！
在严重迫害折磨下，季羡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睾丸肿得像小皮球，两腿不能并拢，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医院求诊。医护人员因为他是黑帮，拒绝为他治病。没有想到，后来慢慢就痊愈了。
过了不久，季羡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内也是地狱。他被迫每天背毛语录，如果背错或背漏，就会遭到毒打，并被诬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错语录，被打得鼻青眼肿，还有一名学者因背错语录，被当众打耳光，并命跪地向毛磕头求恕。
有一位西语系归国华侨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后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内有不少人自杀、有不少人发疯。而这些人都是留学欧美名校的硕士、博士。当年都以为中共令“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向中共靠拢，投入中共怀抱，结果均死于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活罪更难受。所有在牛棚内的教授、学者，走路不可抬头、不许翘二郎腿，更不准笑。长期管制下，他们一个个低头、并膝，甚至完全不会笑，因为一笑就会被打被辱。笑变成一种罪过，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长期下来，这些饱学之士，即使活着，也生不如死。
最令人难堪的是造反派戏弄牛棚里的男女学者，强迫他们喝尿吃屎、饱痰罐水。如有不从，就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季羡林就经常碰到这种事。
某次，季羡林在牛棚中准备睡觉，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脚跑出去报到，发现是一个姓张的学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学生鞠躬，没有想到张姓学生喝叫：“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回答说：“我不是出来了吗？”季羡林还没有说完，就感到脸上和头上一阵热痛，原来这名学生以胶皮包裹的自行车链条迎头打了下来，接着全身挨了十几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头部，把季羡林打得脑袋嗡嗡响，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闪，直打到混身钝痛、火辣、麻木，将晕倒之际，耳边听到了一声“滚蛋”，他就连滚带爬逃回牛棚内，后面惹来一片嘻笑哈叫之声。季羡林惊魂未定，检视身体，发现眼肿了，五官流血，手脚打木了，好在骨胳未断，只是外伤。
最叫季羡林难忘的是“解放军之怒”。某次，一名“解放军”讯问他，他的反应慢了一点，便被视为顽固抗拒，“解放军”拧住他的胳膊把他押进一座楼内，楼内全部是工农大众、小将学生、“解放军”头，他们叫口号、念语录，震耳欲聋，接着拳头如雨打在他的身上。这些自称不要人民一针一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刻却差一点要了季羡林的命。
这种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〇年代，毛死江囚之后才得到平反、宽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