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9年10月香港市民发起九龙区大游行。（摄影：周秀文/看中国）
“要是这次不站出来，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如今看来，2019年抗争运动之初，香港人的集体危机意识，是如此的真实。往后的历史也证明了，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对的，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有机会站出来。
几个月后，抗争运动步入尾声，大家亦都感到疲累，见到不少朋友引圣经中的这一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持守了。”【提摩太后书4:17】
有人不喜欢这说法，认为太“放负”，只会令更多人感到挫败；这些朋友深信，革命一日未成功，就要继续坚持下去。
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有时我都会想，假如在历史的转捩点上，有某些人做过不同的决定，结局又会否因此而改写？假如政府在6月10日凌晨宣布，终止审议逃犯条例，北京会否一样推行港区国安法？在中美的矛盾持续升温下，香港又可否像往昔那样，继续开放多元？
以上的推理问题，无非都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不会因为一事件而改变；读历史的意义在于明白一件事为什么发生，而不是妄想要改革它。”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可以大胆讲，在每个重要关键时刻，香港人都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事；1989如是，2019亦如是。
但既然香港人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事，最终仍然落得今日的下场，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其实早在1960年代，英国作家RichardHughes已经用“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来形容香港。甚至在二次大战之前，大英的日不落帝国亦已经步入黄昏。所以，在英国人眼中，香港无疑是大英帝国史的最终章。
与此同时，世界亦进入了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与其说香港是大英帝国最后的回忆，倒不如说，香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能够反映新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地方；香港甚至比美国更自由开放，而事实上，香港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急速地发展工业，并且在短短的四分一世纪，又再进入第二次转型，由工业社会转型成一个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
我在1990年出来社会做事，身边有些同事在他们年青的时候也是蓝领工人，但他们可以在廿年间，转型成文职甚至是管理层。又例如我的恩师黎智英，最初来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到工厂做学徒，但在十数年间从“厂佬”转型成零售，再由零售转战传媒，以上一切只不过是四十多年光景，也是香港人的共同经历。
中国大陆在1978年后可以急速发展出口工业，很大程度是因为香港的经验。甚至在1980、1990年代，香港仍然为中国出口工业找买家，进行贸易融资，为国企改革引入技术和资本。当然，香港人亦在那个时候，的确赚了极可观的财富。在那些日子，全世界都有个想法，以为只要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中国早晚会变。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转捩点，应该是1986到1989年的这三年。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计划由内到外，由党内民主和干部专业化着手，进行体制的改革。结果是，胡耀邦根本没有机会在中共十三大提出改革建议，就在1987年初被中共的既得利益排挤和压迫。正是因为中共拒绝了那次改革，最终才导致1989年的民主运动。事过境迁地看，1989年中国大陆各地的民众其实也意识到，那可能是他们争取改变的最后一次机会。
1989年之后，仍然有人相信中共最终会变得更开放。但2019年之后，我相信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人都对中共改观，亦更明白其极权统治的本质。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会问：“那怕全世界都因为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事对中共改观，但最终又是否能够改变香港人的命运？”但我亦只可以坦白说，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政府最多也只可以尽量吸纳那些离开香港的人；除此以外，可以做的事不多。
但有很多选择留在香港的朋友会问：“选择留港的人究竟应该如何自处？”首先，我希望大家明白什么是尊重。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未来作出决定，旁人可以给意见，但最终还是由每个人自己去做决定，这就是尊重。选择离开的人，不是没有代价；决定留下来的，亦同样面对各种挑战。所以，我希望在港和离散的香港人，没有必要对立。在未来的日子，要是能够继续维系着大家的共同身份，孕育我们的文化和语言，那就更加是难能可贵的事。
假如说2019年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就是这场运动真正唤醒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2019年之前，虽然已经有本土派的出现，但是2019年让许多许多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共鸣。至少从我个人而言，不论是“狮子山下”抑或“海阔天空”，都不及“愿荣光归香港”那样触动到心弦；重点不只是那首歌和它的词，而是那几个月以来亲身的经历。我更加相信，有这种想法的我不是一个人；因为自从那年的六月起，每次在街上，我们都见到不少同路人。法庭禁制令，或许可以让特区政府向北京有所交代，表示自己已经用尽一切方法去灭声；但存在我们脑海中的声音和影像，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抹杀。
虽然一切的抗争，仿佛徒劳无功，但我仍然是乐观的。任何极权政府，必然会成本越来越高；香港近两、三年的市况而告诉我们，在极权统治之下，社会和经济的创造力，亦必然会越来越低；历史更告诉我们，世间没有千秋万代的统治；而每个独裁者的愿望，其实亦只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维持一切不变。
换句话说，极权统治每逢出现有权力转移的需要时，往往就是危机关键的时刻。当今的中共，亦不可能对十年、十五年后将会出现的权力转移，有明确具体的安排。所以，不用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将会见到中国另一次政局上的大变；但愿到时大家仍然未忘记历史，让我们可以重新导向香港回到原来的轨迹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