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占据东北之后烧杀抢掠。（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中共建政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一边倒，苏联成了中国人的“老大哥”。基于这一原因，大部分善良的中国人民就以为“老大哥”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抗战后苏军占据东北时，曾经犯下了累累恶行，可以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可悲的是，这一段历史长期以来被有意地掩埋起来，有些民众甚至因为讲述苏军恶行被打成右派。直到中苏分裂、时过境迁之后，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才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还是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抗战后苏军占据东北犯下的那些累累恶行吧！
美国人的纪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关东军仍在抵抗，所以苏联红军加快了进攻的速度，实际上是打了二十多天“死老虎”，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全东北。然而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各种表现，却令人不敢恭维。
据记载，苏联红军的犯罪活动，随着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愈演愈烈。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哈尔･赖斯还说，苏联红军不仅仅对日本人，还对中国人抢掠和杀戮，他亲眼所见，有些士兵的手腕子上带着好几块手表。据他的统计，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中，仅有十分之一算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抢劫和强奸。
驻南京的美国武官回忆说：“红军士兵踹开老百姓的家门，除了家俱抢走一切，然后有军用卡车开来，再拉走家俱。苏军军官对他们的部下抢劫和强奸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参与其中。”在美国中情局的公开的一份档案显示，苏军驻沈阳司令部，拒绝承认红军士兵抢劫了沈阳的德国贸易代表处，他们在受到指责之后显得很无奈，便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代表处的房产和家俱。美国目击者日记显示，苏联红军士兵还奉命在沈阳大街上随意抓捕中国人（有时也逮捕日本人、德国人等）押往苏联做苦工。
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一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
事实正是这样，苏军将东北工业视为战利品，大肆抢夺各种物资，砍伐了大量的森林木材，霸占了中东铁路，甚至把许多工厂的设备和资源拆卸后运回苏联。以致解放后中苏双方协议将苏联在东北从日本获得的财产及沙俄过去在北京的兵营房产等，全部无偿交给中国时，苏联早捷足先行，在不少地方，苏联“无偿地”移交给中国的只是一些空房子。
在清算苏军暴行的时候，日本人的证词也有价值。一位日本工程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鞍山钢铁厂距沈阳大约60英里，苏联军人冲进这家工厂，洗劫了这座工厂大约80%的设备，其中包括，冶炼设备、矿石研磨设备、化工设备、卡车和机车车头。这些被苏军称为战利品的掠夺物资，用铁路运往大连，再辗转运往苏联。（时代周刊，国外新闻，《被掠夺的城市》，1946年3月11日）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话能全信吗？如果不信，就听一下我党干部是怎样说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争夺东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伍修权被委派到东北执行任务。据他回忆，“苏联红军在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酗酒的士兵。苏军卫戍司令部不得不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破坏纪律者一一拉去坐禁闭室。”苏军在沈阳的胡作非为并非特例。分配在佳木斯的中共东北干部团第二大队副队长吕清回忆道：“苏军军纪不严，不得人心，最明显的事有两件：一是苏军的一些指战员，奸污妇女，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二是把中国的一些大豆，船只、机器等东西往苏联运，群众很有意见，失去了民心。”（中共佳木斯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佳木斯市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佳木斯党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7月）
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估算，苏军出兵中国满洲期间，直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亿5000万美元。
前门驱狼 后门进虎
善良的东北人民本来以为赶走了日本人，就可以安享太平日子，想不到苏联红军来了，带来的却是鸡犬不宁，于是纷纷向东北抗日联军和入城的八路军诉苦。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进入沈阳后，听到这些情况，就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交涉。苏军政治部答复说：“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惩罚违反军纪者。多的时候每天枪毙二十人以上”。同时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此外，“在与德军的激烈战斗中兵员大量死伤、造成兵员补充不足，战争后期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因此，军纪整顿不能充分进行，便枪毙部分品质恶劣者，勉强维持纪律。”时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的柳运光也有回忆：“关于苏军的纪律，我曾同在医院治病的苏军司令部领导讲过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我把统计的数字和材料拿给他看，他说，我相信这些不会假，可这事我一受理，一汇报，必然枪毙。都是些年轻人，仗打完了，是不是要枪毙？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
苏军方面的解释显然无法让东北民众满意，吕清承认：“这样解释，不能服人，不能消除群众对苏军的坏印象”，也“弄得我们非常被动”，“我们不好向群众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无法想像，作为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龙头老大，对自己军队士兵的军纪败坏，苏军竟会如此姑息养奸，视中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苏军“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问题是，这里是中国，是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百姓，苏联红军为什么还要倒行逆施呢？至于“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士兵是年轻人，“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则更是荒唐备至，是为他们不想整顿军纪寻找讬辞。
当然，鉴于中方的抗议，苏军也勉强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譬如佳木斯苏军卫戍司令部在得到中共干部反应的情况后，处理了违纪的士兵，并责成几位卫戍副司令轮流值周，检查军风军纪，情况一时有所好转。但由于苏军方面无意全面地严惩奸淫抢盗的士兵，这种敷衍整顿的效果，自然也很有限。
讲出事实真相的人被打成“右派份子”
可恶的是，苏联红军大肆扰民，打家劫舍，强奸妇女，这是东北人民尽人皆知的事实，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历史教科书上缺乏记载。作家萧军当时写了一篇指责驻在东北的苏军中有的军人俨如征服者欺凌中国人的文章，登在《文化报》上。这篇文章写在当时亲苏的那种政治环境中也许不合进宜，但它能够勇敢地冲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坚决维护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尊严，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
让人仰天长叹的是，为了巴结苏联“老大哥”，中共政府不让老百姓说这件事情，否则，就用一顶顶政治帽子扣在你头上。据姜万里在其《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一文披露，“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就是他的右派罪状之一。他进一步说，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蒙冤者：“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一位陈恕宪，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当年21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诡辩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陈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其实，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很好理解。1946年，香港的几种报纸都有苏联军人在华沙凌辱市民强奸妇女的新闻，有的还配有现场照片。如果在华沙有的苏联军人会兽性大发的话，那么，在东北的苏军，他们中的个别人大发些“兽性”，不也是极正常的事情吗？
中国人民是善良的，我们不需要渲染仇恨，但必须铭记中华民族曾经所受的屈辱，即使是所谓的苏联“老大哥”，我们也应该分清是非，恩怨分明，而不能迎合意识形态，选择性地去记忆。否则，就太对不起那些在苏军暴行中丧生的冤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