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国军在黄泛区坚持抗战。（网络图片）
中共篡改抗战历史，以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等卑鄙手段，造谣污蔑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中共历史教科书宣称：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开封，直逼郑州。国民党军遂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但未能阻止日军南下，却淹没了豫、皖、苏44县，淹死89万人，造成大片的黄氾区。
然而，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决堤前，国民政府采取了疏散老百姓的措施；事后，国民政府和国军向黄氾区灾民发放救济物质，并采取救助行动。当年花园口黄河决堤，洪水流速非常缓慢，黄氾区人民有流离失所者，但几乎没有一人丧命。
1938年6月，黄河尚未到汛期，决堤几天以后，洪水也只是淹没了小腿。放水的时候决口的附近乡镇已经得到警讯，早已撤离，当然也还有没有撤离的民众，但这和该地居民总数比较已经是极少数了。
坚持抗战 蒋介石“壮士断腕”
1938年5月，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国军取得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日本陆军自明治维新后首次战败，因此恼羞成怒，调集机械化重兵大举南下反扑，企图合围国军主力，并通过河南攻占中国中期抗战的指挥中心武汉，以实现其迅速亡华之野心。蒋委员长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兰封会战，在河南阻击日军。不料，中央军第88师师长龙慕韩、第27军军长桂永清、第8军军长黄杰擅自违令弃守阵地，导致后期由薛岳指挥的兰封会战失败，日军土肥原第14师团2万人迅速占领开封。此时，在无险可守的河南中部，日军先锋3个师团又2个旅团连续突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赶来，直逼郑州、新郑、许昌这三个豫中重镇。
一旦豫中失守，日军从许昌向南沿着平原（平汉铁路）推进，先锋最多10天就可以杀到武汉（约400公里）。众所周知，武汉是中期抗战的核心地区，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内的各军政机关、大中小学、工厂企业和大量军需和民生战略物质都在武汉，而战时长江航运极为艰难，需要至少3个月时间才能分批逐步转移到大后方重庆，方可坚持对日持久抗战。
所以中期抗战的中心武汉是绝对不能迅速沦陷的，否则中国将面临亡国的巨大危险！如果不炸黄河大堤，而以兵力薄弱之国军在豫中死守会怎么样？大陆战史研究专家萨沙认为，以当时中日两军力量的悬殊对比，也无法阻挡机械化日军的快速推进，中国依然将面临亡国危险！
在这样千钧一发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得不“壮士断腕”，作出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以屏障保卫大武汉的决策。
曾经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的晏勋甫，在1949年后写文章说：1935年，国民党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藉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这是花园口决堤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都曾经先后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以制敌。放黄河之水不是要淹死日军，而是利用黄河泥水阻止日军的重机械武器与车辆前进，为国军主力突围和保卫武汉争取时间。
5月31日深夜，蒋介石委员长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中牟县赵口决堤。
偷梁换柱 中共编造“谎言”
1938年，国民政府和国军向黄泛区灾民发放救济物质。（网络图片）
6月2日，国民政府黄委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带着程潜下拨的第一批救济款10000元交给郑州专员罗震，由其和郑县县长全百慈向百姓发放迁移费，而中牟县县长则落实居民沿着贾鲁河向西的具体迁徙工作（《承德文史》第3辑）。然而，赵口的两次决堤都告失败，原因是此时春末，黄河水量实在太小，自然出漕困难，对堤坝形不成应有的压力。（二档，787.3489卷宗）但日军已经攻陷开封、进逼中牟，于是该地守将新8师师长蒋在珍决定在赵口向西26公里处的郑县花园口决堤，此时已经是6月7日。
日军战史将“花园口决堤”称作“京水镇决口”，一直以为是6月12日发生的。（《华北治安战》上册）其实决堤是在1938年6月9日，但3天以后，也就是12日，中牟县的日军14师团才发现黄河决口了，可见黄水的流量是何等的小，流速是何等的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册）
那么中共宣称的黄河决堤死亡“89万人”，这数字实际上包括了黄氾区1938年到1947年十年间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总和，以及中日拉锯战中受害而死的中国平民。
国民政府对灾区百姓的救济援助
其实在花园口决堤前后，国民政府为灾区百姓做了大量细致的救灾工作：
1、在决堤之前的6月2日，郑州专员就督促直接受害区中牟县和郑县的县长发放每人5元的“逃荒费”，老百姓于是沿着贾鲁河两岸向西迁徙，一共走了3天才走完。（《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
2、根据《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报导，国府于刚决堤时候就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
3、一周以后，政府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氾区持续性赈灾，但此时的调查报告并无受灾人员死亡的记录。（二档卷宗）
1938年8月5日，黄水赈灾工作人员向郑州专员罗震提交了调查报告《郑县、中牟、尉氏等县关于黄河急赈的工作报告》，是目前关于花园口决堤最原始直接的早期档案，其中提及直接受灾难民38万人，但没有统计到有任何人死亡。（河南档案馆，卷宗M08－08－0194）
根据事后调查，“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灾结束，这4个村庄再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而时任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为花园口决堤的实地主持者和现场亲历人的魏汝林回忆道：“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战史会刊》，1982）
黄河决堤有效阻止了日军快速推进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知道，1938年6月的花园口的确几乎没有淹死百姓，反而因为黄氾区的泥泞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攻占武汉的时间表，迫使日军暂时止步于平汉路以东，为中国坚持抗日持久战，最后取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提到，日军仅第二军就有7452人死于洪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侵华史长编”中写道：中国军队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给日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最早令外界知道真相的是左翼记者曹聚仁，当时他就在事发现场，“各村男女老幼，都是涉水而过，自由来往，并无淹毙情事”就是他对这次洪水的直接描述。有人这才发现所谓的“89万人罹难”是整个黄氾区在决口之后9年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并非一时一地的统计结果。而且国府的事前疏散、事后救援工作尤其令人感动：须知当时装备精锐的日军就在这些赈灾人员的几十公里以外虎视眈眈。
大陆民众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个负责任、讲道义、知廉耻、爱百姓的政府，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