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回忆“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远无法绕过，此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所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发表，“文革”序幕由此拉开，不久无数官员与知识份子厄运降临，但第一个遭开刀祭坛的人物，是《海瑞罢官》的作者——集官学于一身的吴晗。吴晗不仅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又是钦定“三家村”的黑帮。对于厄运突然降临，不仅令吴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轰顶、十分意外，就连吴晗的朋友也感难以理解。要知道1949年后，吴晗曾是为数不多的可出入毛泽东书房的明史专家。1965年又是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在接受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的指示修改后，重新出版的一年。
吴晗的遭遇似乎值得同情。在姚文元奉命拉开“文革”序幕之前，毛泽东确定的打击目标中，吴晗也许还不够格，但为什么要选择先拿下吴晗开第一刀？先拿吴晗开刀，其实是为敲打1959年在庐山被罢官的彭德怀，而敲打彭德怀，也只是“敲山震虎”而已。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发奇想，提出干部应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的精神。不久，毛泽东的大秘胡乔木将此信息透露给吴晗，这对于步步紧跟的吴晗而言，又是又一次重要机遇，岂能轻易放过。此后，吴晗接二连三地写出“海瑞的故事”、“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发表在中共顶级宣传机器——《人民日报》上。1960年，意犹未尽的吴晗又编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时的吴晗正值春风得意，完全未意识到自已正一头钻入已悄悄收紧的绞索，甚至连著名京剧艺人马连良，因应吴晗之邀在剧中饰演海瑞，也在1966年惨遭横祸送了老命。
在西南联大时期，吴晗就已明确选中紧跟的目标，以猛烈抨击民国政府的腐败，作为进身资本。易杜强（美）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版）一书中，称吴晗：“当他（在讲台旁）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同在此书内，作者又指出：“吴晗专攻明史。在他看来，明朝末年，帝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官吏贪脏枉法……，这一切与蒋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吴晗在1949年之前，就已是死心追随红色政权的左翼人士，这在崇尚学术自由与精神独立的西南联大知识群体中不多见。
吴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来带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个时代，文化人由学而官的典范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吴晗。1948年，吴晗由民盟的身份，成为代表新政权掌控北大、清华的接受大员。北平守将傅作义投降后，吴晗荣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为中共大员彭真的副手。在以后的几年内，吴晗真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950年代前期，吴晗作为权力在握的官员，在北京城区的建设规划上，与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发生激烈争论。梁、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老城区传统的文化建筑（包括牌楼、城门等），建议另建新城区，与老城区形成“日月同辉”的格局。建筑学家的真知灼见，彭真作为共产革命家也许不会理解，但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也不明白，就讲不过去了。半个世记后的今天，对梁、林与吴晗的冲突，已毋须再作评论。当年林徽因拖着病躯痛斥吴晗“终将身败名裂”时，没人想到十年后竟一语成签。
1957年的春夏之交，吴晗的步步“紧跟”更令人惊愕。在民盟中央面对面批判钦定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的大会上，同为民盟成员的吴晗，作了“我愤怒！我控诉！”的火药味十足的发言。吴晗的批判锋芒毕露，声色俱厉、句句见血，必欲致章、罗于死地而后快的冷酷与蛮横，令人不寒而栗。
姚文元在1965年的文章对吴晗而言，是丧钟。不久，吴晗遭红卫兵抄家，又被红卫兵绑在树上用皮带抽打，头发被拉光，脖子里被灌入热沙子，鲜血顺裤管流下，受尽地狱般的折磨，其妻及一女也先后遭迫害致死。而8年前被吴晗往死里整的罗隆基，虽被打成“右派”，却能“死不投降”；虽被撤掉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官职，却有幸未被关押秦城监狱，也没送北大荒劳动改造，更未遭红卫兵的侮辱、批斗和毒打，甚至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还居住在北京廼兹府宽敞的公馆里，还能有老朋友看望、聚会和聊天，甚至聊天中还能大胆表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1965年12月7日深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平静地离开人世，此时正值吴晗的丧钟敲响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吴晗与罗隆基的结局如此大相迳庭，吴晗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吴晗在屈死前，对自己以往为政治而学术的伪学者习气，对自己因“紧跟”而落井下石的种种卑劣行为是否后悔，我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即如果吴晗没有为“紧跟”而对罗隆基落井下石、没有为“紧跟”而大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与海瑞戏，恐怕也不会沦为“文革”一开始即遭开刀祭坛的人物。吴晗的身上折射出中国知识份子同类相残的劣迹。吴晗在1957年对“章罗联盟”的残忍杀伐，已种下对自己伤害的种子。中国人常说的“因果报应”，似乎在吴晗的身上获得验证。
“文革”结束后，吴晗似乎又一次获得回报——除最早获平反及恢复名誉，官方在清华大学近春园的荷塘旁还修建了“晗亭”。这对屈死的冤魂而言，似乎是一种安抚或补偿，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共做给活人看的。知识界依然步步惊跟，我所见的文字中，就有人称吴晗的“品质永垂青史”、“人民永远怀念他”，甚至有中年的历史学博士生在文中称之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很显然，如此捕风捉影的廉价赞颂，其实是刻意回避历史。其中真正的原因在于，吴晗的棍子与姚文元的棍子存在明显区别——吴晗的棍子专打在知识份子的身上。在我看来，清华园内的那个“晗亭”，最终将成为对落井下石一类知识份子的嘲讽。
若干年前我读美藉华裔学者张纯如（Iris Chang）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书的“结语”中有一段文字：“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上世记50年代的吴晗——一个奴性十足的吴晗，也是57反右中的第一打手吴晗，又是急于自相残杀，最终又自掘坟墓的吴晗。
吴晗的悲哀，不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