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离境大堂(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3年2月7日讯】一、当代中国显学:润学
最近两三年来,有一个词:“润”(run),成了中国大陆的热门词,它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反映了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是躁动在中国社会中的一股巨大的潜流。
润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润”(run),是取音自英语的网络词,即逃离中国。
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十年间,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增长了近八倍,到2021年达到近12万人,其中约75%的人在美国寻求庇护。截止到2019年,用各种方式离开大陆的人,近30年已超过千万人,是全球排名前三名的移民输出大国。
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在残酷的习近平国进民退政策和清零政策的推动下,怨声载道,润学勃兴,成为显学。逃离中国的潮流浩浩汤汤,势难阻挡。这一波润潮与过去移民潮相较有一个新特点,是中产以上的人连带巨额财富一同润出者特别多。尤有甚者,最近,中国很多大工厂大企业竟也纷纷“逃往”印度和周边其他国家,不计成本,无论代价。
简言之,中国社会的精华(精英和财富)近年来大规模润出,迁移到新加坡、迪拜、马耳他、伦敦、东京和纽约,甚至到了印度和越南等国家。中国变成人口正在减少,且社会精华逐渐被掏空的一个蛮荒而贫穷失败的国家,西朝鲜。
这是一幅摧肝裂胆的画面。在我们有限的近代中国记忆中,除了1949年内战后国民政府播迁台湾的逃亡潮,1962年大陆人的逃港潮,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人的外逃潮之外,实在已记不得在哪朝哪代出现过这样大规模逃亡海外的悲壮剧情了。 何以至此?
二、绝望之国
“哀莫大于心死”
古贤者曰:“哀莫大于心死”。当前中国出现的人、财、物的润潮,表明,人心已散,人心已死。祖祖辈辈在那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成长、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如今大多对那片共产党治下的土地彻底绝望,从而争先恐后,背井离乡,逃离家园了。夫子曾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却是“习政狠于狼”了。
特别是过去五年来在习近平“不忘初心”从而对民营企业整肃监管打压的政策下,中共对很多民营企业痛下杀手谋财害命:孙大午、阿里巴巴马云、滴滴、京东、教培行业、腾讯、联想集团……。他们在过去几年里处罚了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诋毁国内最著名的企业家,用恐怖的武断监管摧毁整个行业,而且在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时,习仍然拒绝在新冠“清零”政策上让步。
惹不起润得起
造成中国资本外逃严重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家日益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意愿,造成他们宁愿将资本移往有保障的国外。这些年发生的太多事情,给企业家许多人留下了精神创伤。还有的是为了躲避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财富和家人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虽然政府已在最近几周转向对商业更友好的调子和政策,但企业家阶层很难再被欺骗,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已经减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北京政策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习近平政权的信心。
“你对政府如何制定规则没有发言权时,就不必留在那里,”加密货币银行初创公司Flashwire的联合创始人阿金尼・王说。他很直率,就是认为民营企业家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这正是习近平最为嫉恨并反复警告制止的。其实企业家这种对于自己话语权的要求是非常自然合理的。你制定的规则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权益,我们不能参与,那不就是你予取予夺任你宰割吗?那怎么行!你若一意孤行,我们惹不起,但还躲得起,润得起。这位企业家在上海出差期间因封城被困后,于去年6月从北京移居到新加坡。他说“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做事的地方。”
现在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未雨绸缪,润出去了,在他国没有恐惧地生活着。在他们不能确定中国政府能实行法治——即政府将和老百姓一样按照法律行事——之前,他们不会回去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企业再次置于中国政府控制之下。中共已经不可逆地失去了信用。
当然,润者还有知识界的人才。其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在国内没有一展长才的环境和条件,这种环境既是学术体制和研究条件上的,又是生活上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一是缺乏学术自由,二是缺乏基本的尊严和权利。虽然北京政府许诺以极优厚的物质条件提供给海外归国学人,但应者仍寥寥。原因何在?有一位在海外学成归国学者的经历最具典型性。他应聘回国半年后又再次出来了。其感受是,作为一个有智力尊严和人格尊严的人,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内垄断性的、日复一日的愚民宣传,侮辱国民的智商,完全把国民当阿斗,毫无尊严。这是一种对人格和智力的双重污辱。当然更不用说对那些有独立思想乃至批评政府的人,其人身安全都会遭受威胁,一言不合,请君入瓮。长期以来,当局实际上是慢性扼杀了中国最优秀的大脑。
成功的中国人==非中国人
据传近一两年来,在习氏苛刻暴政下,中国人成功的定义也被改写了:中国人最成功的人生标志是变成非中国人。所有这一切的综合结果,指向同一个词,就是润。它既对经济精英,也对知识精英。用脚投票—对习当局的不信任投票,胜利大逃亡。
三、润学的历史效应
润学及润者
从广义来看,实际上,观察历史,近代中国其实是由“润者”创造的。看看下面一批(无论正面负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其生命的塑型时期,谁不曾是“润者”:孙中山、严复、梁启超,蔡锷、蒋介石、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陈寅恪、鲁迅、储安平、宋美龄、宋庆龄、周恩来、邓小平、徐志摩、罗隆基、章伯钧、蒋经国、张君劢、余英时、傅雷、巴金、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杨小凯、李登辉、马英九、蔡英文……?
没有润,就没有各文明之间的空间碰撞,就没有文化交流、思想交流、经济交流,政治观念交流;中国就永远“皇恩浩荡”,固若金汤。
四次润潮
应当特别指出,自从1949年以来,经过国民政府及其军人、学者的大规模撤台,经过1962年中国大陆人汹涌的逃港潮,经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人大规模驻留美、欧、日、澳等国……,经过2020年中共颁布国安法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而引发的港人“润潮”,中国人、中国文化及其携带的资金,发生了四次规模宏大的“润潮”,现在仍然汹涌,远未止息。它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历史效应和历史后果,值得拭目以待。
从深层次思考,实质上,润潮制造了海外的某种对中国内部的制衡力量,由于中国大陆的严厉禁言,它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海外的中国代言人。中国的变迁,不可能不受上述润潮的影响。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上述润潮产生的中国之外的力量,仅仅靠中国内部的力量互动消长,由于历史的趋同化惯性,中国便会不断地复制自己,不断地恶性循环,走不出宿命的历史死胡同。 因而,润潮产生的中外互动,是影响中国走向和命运的重要因素。
四、润者易位
造成“润潮”这一悲剧的原因之一,是近年中国停止了制度改革;甚至反转了制度改革。制度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少数极少数人贪恋权势唯恐失权后的悲惨下场所致。我们很愿意理解这种恐惧。但是,由于极少人的恐惧而导致偌大一个国家的大量人口及财产的向外大逃亡,造成大“润潮”,未免不公平不对称。鉴于贪恋权势者因畏惧下场从而维护当下制度的人只是极少数,何不来一个位置交换,来一个“润者易位”?
让那些喜欢共产制度毛氏旗帜的极少数人,如习近平蔡奇李强等,外放到“纯洁的共产主义特区”北韩去,而大多数中国人和民营企业家则留在中国,不再外逃。如此,“各得其所”,不亦乐乎?这正如当年菲律宾的独裁者马科斯逃亡到美国而菲律宾人民不必再逃亡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利国利民,大家都有出路。当今北京的权势者常把“爱国”挂在嘴上,面对这一利国利民的安排,现在是考验你们的“爱国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