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一战爆发。次年，日本向袁世凯抛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14年6月28日，一战爆发，德国陷入大战中。9月1日，日本借机向在华德军开战，激战两个月后，日军大胜，夺取了德国在华权益。
日本占领山东后，中国民众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的呼声愈发浩大，中日摩擦频发。对于日本发来的抗议，袁世凯政府皆不予理会。
日本为了使继承自德国的在华利益合法化，同时谋取更大的利益，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史称“二十一条”。
依照这些要求，日本不仅要把山东和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还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
这些条款以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为蓝本，具有清晰的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
那么一直背负签订“二十一条”卖国骂名的袁世凯，当时的反应如何呢？
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曾叔度，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在他的《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里写道：“袁世凯开始看到21条后震怒异常，当即决定全部驳回，一个字都不能答应。”
震怒后的袁世凯很快冷静下来，陷入了沉思。
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接受“二十一条”，一旦交战，正陷入世界大战中的西方国家，一定无暇顾及中国情况，中国抗日必将孤立无援。
日本为迅速达成协议，告诉袁世凯，这是一个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能外泄。同时威胁说，如果中国不答应，甲午战争就是案例，日方将效仿甲午年海陆并进，大举进攻中国。
这一事件无疑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随后不动声色的对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表示，事关交涉事宜，必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
打发走日本公使后，袁世凯即刻召开紧急会议，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梁启超、蔡锷等人都参与讨论对策。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看了条款内容后说，这种苛刻条件，跟要我们亡国没啥两样啊！“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对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天津市历史档案馆存有一批袁世凯的档案材料，其中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最为重要,从中我们当可看出袁对“二十一条”的态度，并折射其对日立场。
袁世凯的批示非常详细，在此不详列。
不久，通过各种渠道，袁世凯了解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一事并没有正式经过御前会议认可，便果断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出去。
消息一出，不仅国人哗然，在日本和国际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美国，“二十一条”成为了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日谈判进行干涉。
谈判有第三方介入后，很多内容就得重新再谈。1915年5月9日，中方代表将条约最终修订版交给了日本公使，危机暂时化解。
历时4个多月25次的艰苦谈判，条约内容与最初已经相去甚远。最终修订版不仅删除了很多条款，其他众多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最终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一条。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反而弄得臭名昭著，为天下人耻笑。日本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阴谋彻底破产。
袁世凯还在“二十一条要求”签订后，深刻体会国力不足只能被霸凌的屈辱，于是下令：“将5月9日列为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对日本的抵抗和敌对，让日本认为，近代中国30年来日本第一大敌竟是袁世凯！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沈宁先生在2012年休斯顿演讲，也提到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孙中山之后，早期民国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骂他卖国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据说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但是至今还是有媒体继续编造袁世签署二十一条的谣言。民国时期的政治领袖，至少不卖国，而民国之后很多人连这条底线都保持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