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校园。（图片来源：Pxfuel/公有领域）
大学是中世纪留给人类的遗产，中世纪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476年，通常被称为“黑暗时期”。为什么在这漫长的“黑暗时期”，竟会诞生人类最早的大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无法绕开基督教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事实。准确地讲，大学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留给人类的遗产。欧美暂且不论，以中国而言，19世纪末，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现诸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哪一所大学没有欧美基督教团体的支助？需要进一步追究的是，欧洲最早的大学究竟怎样在基督教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呢？
上世纪中期，哈佛大学著名中世纪文化研究学者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告诉我们，西欧最早的大学，当然也是人类第一所大学，是亚平宁半岛北部交通枢纽的博洛尼亚大学。这个人类最早的大学，没有董事会，没有实验室，没有学生社团，没有毕业典礼和学位证书，没有学报和职称评选，更谈不上豪华大楼。但有两项要素不可缺少，一是图书馆，二是教师。当然，教师与图书馆不可分离，世界各国没有足够藏书量而办成大学，大概不可能；没有足够阅读量而成为大学教师者，也不可能。哈斯金斯说：“……最早的大学没有创造者，也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他们只是那样缓慢地不为人知地成长起来，更没有确凿的纪录可查”（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北京出版社2010版）。然而，欧洲最早的大学，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横空出世。易言之，早期大学的出现，必定先有赖以生成的前身或雏形。早期大学的前身，究竟是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J∙施密特明晰指出：“大学是从基督教修道院发展而来的”（阿尔文∙J∙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换言之，大学的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修道院，竟成了大学的前身？历史地观察，基督教最早的修道院，是亚平宁半岛位于卡西诺山上的修道院，建于528年，创始人圣本笃。中世记前期的修道院虽是出世的，作为教会的组成部分，修道院既承载着教育职能，同时还承担灵魂关怀与社会救济的功能。7世记后，修道院分化为私有修道院与王国修道院。9世记著名的圣高卢修道院属王国修道院，内设修道院学校，既培养未来修士，也是见习修士的居住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修道院图书馆，比圣本笃修道院稍后几十年建立的维瓦里乌姆修道院，就以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闻名于世。中世记前期的修道院图书馆，藏书除“文科七艺”（语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雄辩术、音乐）之外，以神学、医学、法学三类为主。《圣经》的拉丁文、希伯来文的不同抄本等基督教典藉，是图书馆藏书的重要部分，还有神学家们对《圣经》的各种诠释，以及布道词、圣徒传记、历史著作等。塞维利亚大教堂主教伊斯多尔的《大百科全书》，散布在各地修道院竟达千余种。修道主义修士们在图书馆从事抄写、翻译、插图与装帧等工作，对不同版本的《圣经》，从事翻译与比较研究。修士们从事对《圣经》文本的诠释，供布道者使用。这种修道式的释经，方法上仅限于对语法和修辞的运用。
11世纪中期是基督教的重要变革期，这在一方面源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一场辩论，亨利四世在格里高利的眼里成了“俗人”，这就暗喻着政治权力的世俗化，也意味着神权与政治权力的分离。格里高利将世俗的政治权力从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中分离出去，结果就使得“教会的归教会，社会的归社会”，这是大学从修道院分离出来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是因为经院主义修士的出现，并从修道主义修士中分化出来，成为欧洲最早大学的第一代教师。原因在于承载希腊文明的大量哲学、逻辑学、几何学与天文学发展成果的图书，经两条渠道流入南欧的修道院图书馆。一条是通过摩尔人经伊比利亚半岛流入，另一条直接由修士们经西西里岛与亚平宁半岛，进入南欧的修道院。修士们对希腊文明的继承，使他们对圣经的诠释方法不再倚靠修辞与语法，他们在信仰的宣讲中必须借助理性，必须引入亚理斯多德的逻辑推理方法，对经文的诠释才能被广泛接受，才能获更多信众。信仰与理性的结合，首先在修道院形成，这是大学诞生的基本路径。首先是经院主义修士在修道院出现，托马斯.阿奎那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经院主义神学家。经院主义修士们不仅接受信仰之光，还接受理性之光（逻各斯），这符合400年前后基督教伟大导师奥古斯丁的“光照论”。
经院神学家与经院主义修士依托信仰与理性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广博的知识，成了早期大学的第一批教师。明末清初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e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曾是安德烈尔修道院经院主义修士，来华前曾在罗马学院接受神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系统教育。在北京，汤若望曾先后准确预测了月食与日食的时间，并将几何学介绍到中国。那时欧洲的大学已有5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国出现大学还必须再等200余年。几年前我与老伴随旅游团到奥地利，在风景如画的瓦豪河谷地，有幸造访著名的梅克尔修道院。梅克尔修道院也属圣本笃会，原建于976年，后因大火损毁，于1702年起重修。我们所见的梅克尔修道院系巴洛克建筑，内有教堂。修道院内精美的壁画及周围布局的人物造型雕塑，全取材于《圣经》。梅克尔修道院主体部分，当然也是图书馆。修道院图书馆藏书量多达9万余册，藏书以神学、哲学、医学与法学四大类为主。在梅克尔修道院图书馆，参观者被告知不得摄影，大概是出于对藏书的保护。
早期大学的形成，总体而言都离不开基督教修道院的奠基，这是因为信仰与理性的结合首先在修道院形成。在欧陆北方，比博洛尼亚大学稍后的巴黎大学，其形成与修道院无关，而是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兴建，但同样不能缺少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从博洛尼亚大学分离而出，如同后来的剑桥大学从牛津大学分离出来一样，再往后又有那不勒斯大学的诞生。哥白尼曾经是帕多瓦大学的学生。牛津大学虽然是巴黎大学的后裔，但牛津与基督教的关系，只要到牛津大学城随意闲逛，即可一目了然。有一年我与内人到牛津，恍若走进中世记基督教世界。大学城最古老的学院就是基督教堂学院。牛津的39个学院无一不散发出浓郁的基督教风味，有的学院前身就是修道院。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多达104座，其中仅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就达600余万册，当然这与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传统有关。
15世记印刷技术在威尼斯出现，使人类的文化积累借助书本的传播，速度得以加快。此后欧洲新诞生的大学，可以不必再依托修道院图书馆而直接创办。另一原因是，宗教改革使新教获得快速发展。新教伦理与自然权利及契约理论的相互渗透，又助推了近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但修士们圣徒般的刻板生活，成了新教不再热衷于修道院建设的原因，这是近代修道院修士趋于边缘化的原因。即便如此，欧洲近现代大学，作为基督教修道院图书馆的后裔，仍然是无可否认的史实。离开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就没有早期经院主义修士的出现，大学也不可能诞生。不仅欧洲的大学，包括美洲、澳洲、亚洲的大学，如中国的齐鲁大学、山西大学堂、清华学堂、格致书院、汇文书院、长老会书院……无一例外，都是欧洲早期大学的后裔。
没有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就没有道德与科学的结合，大学的诞生与存在也无从谈起。中世纪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正因为这种信仰与理性的结合，首先出现在基督教修道院，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前身只能是基督教修道院。大学永远无法离开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到了中世记后期，新教与天主教形成冲突，此前天主教虽曾历经政教合一的腐败，以及对异端的宗教迫害，修道院也曾出现荒淫的乱象，后期新教也存在不同宗派。但这一切都无法否认基督教修道院曾经作为西欧各文化中心、教育的摇篮、艺术的主要庇护者这一史实，当然也无法否认基督教修道院作为早期大学的前身，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