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英港人去年参加声援香港抗争的集会。（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1月12日讯】本论丛第一篇文章呼吁年轻人早结婚多生仔，扭转香港人自七八十年代以来严重下滑的总和生育率，否则香港人很快灭种，什么也承传不了，遑论光复。不过，要香港海外族群人丁旺盛，知难行亦难，因为生儿育女要有良好家计，但很多年轻港人出亡的时候，学业事业都还未打好基础，面对的难题首先是在陌生环境里生存。我尝试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一条可行之道。
家计不是小儿科。其实，economics一词的希腊文原义就是“持家之道”，管好家才能经邦济世，原来西方人也讲修齐治平，四者的内在关系，华夏人只有孟夫子说过一句：“民之为道也，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却没有更详细解释，于是千百年来都不甚了了，但利用经济学却可分析通透。
流亡之初，年轻人遇上“及时雨”，自是非常难得，那包括一些外国政府的人道援助、大量同情者的捐献，后者包括众筹和个别热心人士各种形式的帮助。但是，时间一长，这些珍贵资源却往往成为运动失败的客观因素，而最常见的问题出在分配环节，导致群体内部的、之间的争端，令同志反目、组织分裂、运动瓦解，原因很简单。上述“及时雨”，属于经济学说的“产权薄弱的局部公共财”，无论怎样分配都是任意的，有人认为应该人人有份绝对平等，有人认为自己名气大号召力强故应多得，如此等等，导致恶性争夺。为取得这种无界定产权有限资源的支配权而生的内耗，其比率是百分之一百；这是“没有免费午餐”原理的一个表现形式。为何如此？
设想两个条件完全相同的个体，准备竞争一万元的无偿资助，胜者全取。每方的“尽力成功率”是0.5，期望值等于0.5X10000即五千元。于是，每方都愿意出不多于五千元等值的“努力”去尽量争取，结果，双方的努力代价总和刚好是一万元；如果此总和侥幸低于一万元，那么下次就会有其他竞争者加入，把各方努力代价总和推向一万元。也就是说，为争夺一笔有限的免费资源，各方愿意付出的成本总和 – 即内耗总和，刚好等于该笔资源价值。这个推理还可以严格一些，但大家已可领略其中大意。而且，名为“努力”，但如果竞争是在道德规范不足之下进行，“努力”可以包括很肮脏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这个当年的流亡界常客曾经和他的伙伴慨叹：流亡团体是道德的粪坑，最好的人在里面久留了也会堕落。海外香港流亡人士当然还未到那个地步，但危险性已经明显存在了。
因此，尽管善意者提供“及时雨”是好的，但久了就变成政治饭，多吃容易腐败，会掉进孟夫子说的“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泥沼。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福利主义的一般结果。大家还记得香港有一个“丁屋政策”，其实也是一种免费政治饭，不少原居民男丁受惠吃了，却很快变成不事生产天天饮饱食醉的一群，我当年长居西贡屋村，目睹其祸害；后来有一位左翼精英女权运动家替原居民女丁争取到同等福利，结果那些女丁也堕落了。长远而言，香港海外运动积极分子的个人生计不能靠这个，运动组织的经费同样也不能靠这个。那么，如何是好？我借用一个商学概念，把这个问题表达为: “如何设计流亡运动中比较普遍适用的business model？”
要不吃政治饭而能持家有道兼且行有余力支持光复，对最大多数人而言，我认为首选是扎根“中低风险技术服务行业”、目标是在该等行业营商。
这里说的“最大多数人”，特指不进大学的人，即任何人口中的大多数。对这部分人而言，中低风险靠的是一技防身，重点在“技”。我在好几个发达国家生活三十余年，发觉生活最稳定而能较快累积财富的中产阶级人就是做中低风险技术服务（或含若干生产成分）的，例如三行、运输、食品，而这些人士在行内开设公司，所需投资额也最低。入行门槛一般是高中之后加两年高专，跨越容易。其后再加三年见习，累积经验和客户关系，之后便可自雇或成为业内正雇员，收入不亚于大学毕业生。期间，有余力者可当运动志工。再五年正职经验和资本累积之后，亦即大约28至30岁左右，业者便可自己设立基础稳固、风险不高的小型服务派出或生产公司，做到“三十而立”，包括成家立室。之后继续财富累积，便可以其中部分投资运动，与志同道合者组织自主战斗工作群，一起对付政权。
这个business model有几个优点：（一）抗争资源产权界定清楚，少了免费资源支配权的争夺内耗；（二）门槛低；（三）包含营商成分而风险不高，因为有相当成熟的技术含量。如果参考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期间的犹太社群经验，可知他们后来那无与伦比的经济成就，就是根植于成员大量进入各行各业，而其中在技术服务行业营商的占比尤其高，那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后，一些欧洲国家如波兰，陆续取消工商业行会（guilds）对犹太人的不准入限制，让他们大量自由加入这些行业谋求发展。犹太人注重知识，却无中国人那种“唯有读书高”、看轻劳动者营商者的迂腐四民观念，所以才能在各行各业都那么出色；这是矢志光复者尤其应该注意的。
此外，有条件进大学的年轻抗争人当中，除了极少数有能力走高端学术路者，余的都可考虑走一条与上述路径相似、起点稍高而最后开设的公司的技术含量也较高的路。如果进大学读的是一些例如社会学、政治学、国际法等的学科，我就不看好，一来毕业之后找工不易；二来你便是真有兴趣那些学科，大可透过自学掌握，无必要花四年全时。
自八十年代开始的香港民主运动，领导层的阶级属性十分单一，指挥者多是大状、教授、新闻界人士，除了黎智英等极少数，严重缺乏营商者；中坚则是中产有学位受薪阶级。因此，运动的战斗力薄弱，想像力阙如，属于书生造反型。华夏史上书生造反事例很少，成功的根本没有；靠游民帮会上台的，占比却很高，但容易走上专制腐败，因此都不可取。香港要光复，志士必先自身具备财力；让最大量抗争者以各种技术型商人身份参与运动及进入领导层，方可望有成！
注：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标题为：【练乙铮评论】论流亡者生计和运动的经济结构（海外香港社群论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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