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一
对越南的那场“自卫反击”以后，大陆一些时尚学者与市井爱国者，提起中共国开始改用“共和国”三字替代。似乎用了“共和国”，不仅显示出几分自豪，口气也倍感亲切。据说上海某红二代女作家，被台湾一家媒体赞为“共和国女儿”，女作家欣然接受。不知那“共和国”的女儿，是否理解“共和”的含义？央视一名女主持被封为“共和国的脊梁”，不久却跑到美国领了绿卡，不再当“脊梁”了。
没有权力制衡就没有共和，这个道理对许多知识份子而言，究竟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由此衍生的，还有“共和国旗帜”、“共和国公民”等称号。估计若有人称“共和国贪官”、“共和国地沟油”，估计也不能算错。当民营中小企业向银行求贷难于上青天的时候，有人把央企或国有大企业抬举为“共和国长子”。8964后，某野战部队的丘八因屠城有功，获官方赐“共和国卫士”的殊荣。但不知所谓“共和国卫士”的封号，究竟是对“共和国”的嘲弄，还是对那些双手沾满学生鲜血的“卫士”们的讽刺？至于“共和国黑煤窑”、“共和国二奶”之类，就毋须多说了。
中共政权自1949年起在北京建立，全称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1979年之前的30年间，似乎名号归名号，从未有人自称“共和国”。官方文件、报纸社论、官员报告或学者长篇大论中，习惯也以“我国”二字自诩。这也难怪，30年来，自上而下鼓吹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与“共和”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大饥荒年代，能说“共和国大饥荒”吗？若将1957年知识份子遭遇毁灭性打击，称“共和国反右”，将十年文革称“共和国浩劫”，听起来都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总之，无论是“共和”、“共和国”，抑或是“共和政体”，对于亿万炎黄子孙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二
市井小民不懂“共和”与“共和国”的含义，这也难怪。最早提议将中共国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者，是著名学者张奚若。在1949年6月政协筹备会上，张奚若的这一提议获毛泽东、周恩来首肯，于是一锤定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沿用至今，没人在乎究竟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其实中共最初盘据在江西瑞金使用的国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延安时期毛泽东一心想着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定，国名虽与时俱进，但“共和”二字绝不放弃，可见“共和”二字意义重大，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抹去！
张奚若是崇尚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学位，后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与金岳霖、徐志摩等同为太太客厅的常客。作为自由主义一代知识份子，张奚若当然不会不清楚共和政体的含义。上世记40年代，他在文章中即曾指出：“中国要有光明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中共国成立前夕，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国名，究竟是否贴切？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朝代更换时期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份子仿佛是个谜，他们既想在战乱结束后潜心学问，又想与新政权保持良好关系。其实张奚若在知名学人中可算敢讲真话，在1957年初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奚若自以为“帮助党整风”，居然直言指陈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这一席话若出自别人之口，是彻头彻尾的“恶毒攻击”。但张奚若竟有惊无险，原因是毛泽东很清楚：张奚若仅仅口头议政，不愿参政更不愿当官，属“无政治企图”的“好人”——想胡说两句就让他胡说两句吧！这使张奚若在知识界获得“不死鸟”之称。
不过即便张奚若这样的“不死鸟”，要求他“知无不言”也不现实。所以他提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国名，对其中“共和”二字的含义，他选择了装糊涂——避而不谈。也许私下里与朋友聊天，免不了流露真知灼见，免不了谈到“共和”二字的真谛，但这也仅是我的猜测而已。于是在30年的时间内，这位自由主义学者所看到的，要么是全民在“共和国大饥荒”中受煎熬，要么就是“共和国臣民”被卷入疯狂的“阶级斗争”，知识份子普遍遭受厄运。
三
与此对应的是，国内各种媒体、刊物，长期对“共和”、“共和国”与“共和政体”等词语，也一律保持缄默。不仅是媒体或刊物，自1949年以来的近70年内，在大、中学校的课堂上，也绝无教师对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和”二字作出解释。一代一代读书人从小学读到大学，全然不知“共和”是什么意思。上海闸北有一条共和路，不远处还有一条共和新路，我估计那里的居民同样也不明白什么叫“共和”。直至本世记初，出现一部题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把延续2000年的帝制，由苟延残喘到寿终正寝的过程展现出来。《走向共和》的最后一集，孙中山有一段演讲，讲的正是“共和”，对人们理解“共和”也许不失启示。谁知正因为这一段有关“共和”的演讲，引起“共和国”当局的恐慌，很快遭“共和国”文化官员的砍伐。这对“共和国”而言，不啻是一种嘲弄：“共和国”的臣民，要想弄懂“共和”的含义，谈何容易！
翻开权威工具书《辞海》（1989年版），同样也没有对“共和”的诠释，只提到青海省有一县，名“共和县”；再看发行量达几十亿的《新华词典》（1981年版），对“共和”一词的注释是：共和——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恕我直言，如此对“共和”的诠释，完全属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最早通过电视媒体，让“共和国”三字开始流行者，是军旅歌星董文华。1979年中共对越南实施“自卫反击”，这个被称为福建“红楼女主人”的董文华，紧紧把握机遇，用歌曲《血染的风采》鼓舞士气，其中反复咏唱的副歌是：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从此，“共和国”一词随着“血染的风采”传遍大江南北。
邓小平南巡，深谙投资机会的董文华，又立即奉献一曲《春天的故事》。若非“红楼”东窗事发，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一旦得手，我猜度人们在电视旁又将听到她歌颂“共和国打黑”的妙音。复旦大学一名以“季羡林关门弟子”为荣的中年教授，某次在电视银屏上大谈教育，其间不厌其烦地左一个“咱们的共和国”，右一个“咱们的共和国”。由此令我辈大开眼界：原来无知也可高调卖弄。
四
“共和”一词最早源自古罗马，英文Republic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原意是指“人民的公共事务”。18世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将社会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暴君）政体三种形态，其中共和政体又分贵族共和与公民共和。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属贵族共和制。1649年，世界上第一个公民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诞生。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成为“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孟德斯鸠语）。现代共和强调所有公民的参与权，大多为议会制共和，议会对政府有监督否决的责任。共和意味着对民主的警惕，以及对少数的保护。18世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旗手大卫∙休谟，在《关于完美共和国的设想》一文中，勾画出能体现共和精神的三条基本法则。这三条法则是：财产占有的稳定性法则；根据同意转让所有权法则；履行诺言的法则。
极权与共和，是同一坐标上方向相反的两极。一个私有财产不断遭掠夺的地方，一个言论自由没保障的地方，一个没有宪政约束的地方，一个没形成公民社会的地方，竟自称“共和国”，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诞、更无耻的怪事？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生前对“五四”时期的北大呼吁“民主”与“科学”，忽略“共和”的倾向作过批评：共和与民主不一样，民主的含义是把选票交给民众，其中含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味，由此导向多数人暴政；而共和是依靠制衡形成的，恰恰是对少数的保护——共和是对民主的不信任。简言之，共和就是容许不同声音存在，共和就是权力制衡。一个国家，唯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所有个体集合成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共和。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大革命的光荣标志，两年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布建立。接下来，随着路易十六被推上绞刑架，雅各宾派带领下的“民主暴政”随之形成，“共和”也名存实亡。彼时法兰西民族比我们更懂得为权利而战，却不懂对权利的理性维护。雅各宾派的领袖们，除了响亮的革命口号，没有留下丝毫有关“共和”的真知灼见。他们不明白真正的共和，其实是一种权力遭遇另一种权力的阻挡与制衡，进而使革命衍变为妥协的结果。整整200年后的东欧天鹅绒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法国大革命激情浪漫有余、理性不足的警惕。
五
共和在世界范围的光辉实践——只要看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在政治文明方面的高度成熟——迫使极权主义者们不敢公开反对共和，却无法掩饰内心对共和的惧怕与仇视。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打着共和的旗号对抗共和，把一个与“共和”背道而驰的极权国家，贴上“共和国”标签，再借助意识形态垄断和信息蔽屏，行反共和之实。譬如曾经是共产极权统治的苏联，全称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差不多同时寿终正寝的东德，也曾经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连世袭君主极权的朝鲜，至今依然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是美国，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共和国，许多人却似乎不在意，又好像将信将疑。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外，法兰西、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乃至北欧丹麦、挪威、瑞典、冰岛等国，都是货真价实的共和国。看东亚中华民国，自蒋经国、李登辉时代起，即成为真正的共和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战后也完全走向虚君的共和制；韩国也在战后实现共和。眼前这些真正的“共和国”，墙内大批知识份子却置若罔闻，任凭“共和国公民”、“共和国旗帜”的呼号声宣嚣起落。这究竟是无知？是讽刺？还是装糊涂？
没有宪政制衡，就没有现代共和，这是文明社会的常识。“共产”与“共和”虽一字之差，岂止风牛马不相干，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然而，当极权主义者们热衷于将“共和国”挂在嘴上高唱的时候，还有谁在乎这个“共和国”，究竟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