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先生（图片来源：李怡脸书）
【看中国2022年10月8日讯】李怡先生不幸去世，虽然早几日朋友已告知病危入院，但得知大去消息，仍不免心头壅塞为之黯然。
陶杰将李怡誉为香港的伏尔泰，可谓得评。伏尔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李怡先生也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李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与中共决裂，此后特立独行，保持一个知识人质疑批判极权统治的坚定立场，始终无怨无悔。在香港人反抗中共的长期斗争中，李怡一直站在最前线，保持一个民主斗士的不屈姿态，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他个人优秀品质的写照。
我与李怡先生有不少交集，今日回想起来，只觉个人生命中一直有李怡的身影在，虽然彼此联系并不密切，但在需要时，我们也总是站在一起，一起经历过一些可资永生纪念的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胆粗粗给《七十年代》杂志写政治评论，谁知第一篇投稿就被采用，而且被处理成当期头条。那篇文章标题是“毛泽东——理想主义者的悲剧”，现在看来，卑之无甚高论，但在那年代也算是道人所未曾道。此后陆续投稿，直至兴趣转到文学。
因投稿因缘，我参加了“七十年代”五周年酒会，在那里见到李怡先生，认识一些香港文化界前辈与同行，后来更加入天地图书担任兼职编辑。我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受李怡先生影响。
“七十年代”与天地图书分家后，李怡一直是天地公司董事，一直到反送中运动前不久，他才处理了股份，辞去董事职务。严格说起来，他也是我多年的上司，虽然彼此在工作上没有来往，但他的政治信念，相当程度影响了天地管理层，使我们一直不避政治敏感踩钢线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书。
李怡一度被黎智英罗致担任苹果日报的社论主笔，后来又主编论坛版。李怡有一次提起，他在苹果有独立的办公室，公司给他一部专用车子，足见黎智英对他的器重。多年后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些政见上的分歧，估计是黎智英与民主党走得太近，而李怡后期对民主党太失望，因此二人渐行渐远。
占中运动期间，我开始向苹果论坛版投稿，当时身在左派外围，工作上有不便，此外我也不想因自己与李怡认识而得到优待，因此一直以笔名写时政评论。后来大概李怡从我收稿费的英文名上猜到是我，就打电话来询问，我当然只好承认。李怡离开苹果，我也停了很久，直至反送中运动，我已退休，来了加拿大，我才恢复用真名投稿。
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李怡的思想更趋于前卫，他是少数上了年纪的政论家完全站在香港年轻人的立场，鼓励年轻人过问政治，追求本土意识的高远政治理想。他对中共的阴谋谎言最早觉醒，批评传统民主派的软弱，他的政治取向一以贯之，不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迁移。
不知为何，李怡的文章早期结集的不多，直到本世纪初开始，他的一些散文集才由天地
出版，当时经手的也是我。他写文化与生活题材，有早年文艺青年的遗风，以思考为乐事，于广泛阅读之下撮取中外智慧，结合社会与人生现实，不断发掘自己的思想，为读者提供多层次的知识与启发。
李怡的文集在天地出版几年后，因为文章政治性越来越强，终于连天地都受不了，老板只好喊停。一家出版公司，到最后连自己董事的书都出版不了，这实在是太悲哀的事，可是现实便是如此。因为天地拒绝了他的政论集，我便介绍当时经营独立出版的李波与李怡认识，请李波接手出版李怡的政论。记得当日我们三人连同李波太太（诗人作家舒非女士)在城市花园酒店饮茶，当场敲定，自此李怡的政论集全部由李波经手，直至铜锣湾事件发生，李波身陷大陆为止，他们一直合作愉快。
李波出事后，李怡出于对舒非的关心，一直从旁开解帮助，舒非接受苹果记者访问，将李波事件公开，也是因为李怡的劝说。事实证明，当时公开事件，客观上对李波起了保护作用，否则不明不白囚于大陆，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李怡与舒非认识三十多年，我们几个又都喜欢文学，关心文化，对香港一往而情深，因此我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李怡搬到北角长者公寓后，我们还曾到他楼下的小酒楼去饮过茶。一八年我临离开香港回温哥华，李波与舒非为我饯行，那天李怡也来了，我们四个人又畅聚了一次，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有一次演艺学院邀请李怡去演讲，他邀我去作主持，那天现场反应热烈，他也挥洒自如。后来有两三届香港书展，他都有新书出版，我们也在书展会场举办他的演讲，来的读者很多，有的是真正的读书人，有的是慕名而来的崇拜者。他不作高深论述，只是闲话家常，他的平易近人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个侧面。
李怡长我半辈，我们之间虽然有交集，但来往并不密切，部分原因是他身为天地董事，不负责日常经营，与同事过于密切，有过问行政之嫌。此外，彼此活动的圈子也不同，因此，我们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一直都是我敬仰的香港文化界长辈。
国安法凌驾后，很多文化人选择逃亡，李怡一直坚守在香港。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写电邮问他有没有什么打算，我私心是希望他早日离开，免得有一日要走也走不了。当时他显然还在犹豫，隔了几天才回复说还在考虑。离开香港对他是彻骨之痛，来了加拿大更是连根拔起，对他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他最终选择台湾，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的文化环境，台湾离香港近，他大概希望只要环境允许，他随时可以再回香港吧。
李怡生于忧患，长于英殖，数十年活跃于香港文化圈，对香港政治与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与罗孚、金尧如等左派文化人，都是“两头真”的左派精英，他们年轻时投身救国之路，向往共产主义，中年后彻悟革命之虚妄，拍案而起反戈一击，更深刻而尖锐地批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老年更站到反共的第一线，他们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也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社会上一度有一些不利于李怡的传言，有人说他是中共的卧底，否则不可能反共而又能回大陆旅游。我每次听到这些传言，总是劝身边的朋友不可轻信。是不是中共的卧底，这牵涉到一个人的人格，除非有真凭实据，否则不可随便把这个罪名加到他人身上。中共分化海外民主运动，用的就是这样的手法，他们派人散布谣言，在民运人士内部制造混乱，造成分裂，最后得益的是中共本身。
一个人是不是中共的卧底，只看他是否造成某种恶果，一个中共卧底不可能永远对党没有贡献。李怡在香港数十年，有没有哪一个香港人，因为他而身受中共之害，如果没有，那便是子虚乌有的谎言，我们不能中了中共的奸计。
李怡先生一生耿直坚忍，慷慨执言，他是最早的觉悟者，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我们今日怀念他，不要忘记他的言传身教，不要放弃我们的政治理想。日后香港实现了真正民主，我们要到他的墓前，焚香默祷，“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一个人一生行藏，重在自我实现，李怡先生一生以笔为匕首投枪，追求真理，崇尚自由，他经历过无数磨难，面对中共的专政暴力，以唐吉诃德的愚勇大战风车。他虽然见不到中共垮台，但他的精神将鼓舞香港年轻一代，为恢复香港的往日荣光而奋斗下去。
最后，以文天祥的诗送李怡先生上路，祝他在天堂自由自在，下视尘寰，息劳远游。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章授权转载自香港中文大学facebook颜纯钩作者专页）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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