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相信有在国内和海外生活经验的朋友都会感到中国社会在道德素质方面是有明显差距的。举个例子，当你看到马路上有一位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这在绝大多数国家根本不是问题，可是在中国就面临艰难的选择。很多人认为原因来自彭宇案糟糕的判决，但我觉得这不是根源。法官应当是一个充满正义感，至少是具有基本道德水准的人。当一个法官居然发出“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的灵魂拷问时，不就证明了早在判决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已经严重败坏了吗？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中国的学校教育要求孩子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尊重教师家长，关爱老幼群体。中共对其党员也要求他们在困难和灾害面前比群众先上，要有舍小家顾大家的觉悟。可是中国社会的道德下滑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共的道德教育和宣传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道德”一词的含义。很多人觉得道德就是有文明讲礼貌，不骂人不打人，乐于助人之类。我认为道德的内涵不止于此。每个人生活在世上都会有其想要完成的事业，达到的目标，或者至少要获得维持其自身生存的物质利益，这些属于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另一方面，除非隔世隐居，每个人在生活中也要与他人互动，参加社会生活。而每个人的处世原则，对待他人的态度，在物质利益方面与人互动的方式就属于道德的范畴。换句话说，每个人的道德观就是这个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认同社会应当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当他人快乐时自己也会感到满足，那么这个人自然就表现出与人为善，乐于帮助他人，并自觉减少或避免与他人的争执。还有一点要说明：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并不一定与高尚的道德观相冲突。孔子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大家能够互助合作各展所长，其实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正是现代高度分工合作的经济模式。
上面谈到的是个人的道德观。一个国家也有其社会层面的道德观。国家是国民的组合，并组织政府来执行公权力。建立国家的目地，维持国家的意义，政府组建的方式，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对其他国家和个人的态度，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道德观。人们常说的国家的原则，立国之本等等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一个国家的道德观能够圆融自洽并能够与国民个人的道德观相契合，这样的国家就比较容易获得社会稳定和长久的发展。
我们来分析一些具体的例子。
首先谈谈古希腊城邦国家。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把农民的生活绑定于土地。出于防御的需求，邻近的农民们聚居在一起，并在聚居地周围建造围墙等防御工事，这就形成了最早期的城市。城市的规模大了，就产生了公共管理的需求，随着政府的出现城邦国家诞生了。政府的形式各异，有的是王国，有的是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公民有参加战争保卫国家的义务，相应获得投票权和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力。城邦国家的主要道德观就是合作防御。能够积极备战，随时准备为保护国家献身就是对公民个人道德的要求。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规模通常较小，多数限于单个城市。城邦内的公民有着同样的文化和信仰。城邦之间时而合作时而敌对。对某个城邦不满的公民通常可以离开自己的城邦去其它城邦生活（不一定获得公民身份），也可以去开垦荒地建立自己的城邦。
再说说古罗马帝国。
古罗马在早期也是一个城邦国家。后来为了保护罗马城市的安全，罗马军团开始向外主动出击，自凯撒大帝始，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罗马建立庞大帝国的目地和主要社会道德观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守护和平是罗马公民的职责，罗马正规军团全部由罗马公民组成。广大的被征服地区人民有着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和信仰。罗马在这些被征服地区建立行省，派遣总督管理。罗马对行省十分的宽容，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信仰和文化，乃至建立自治地方政府。行省人民没有罗马公民权，没有参军卫国的义务，但是需要上缴财产税作为获得和平的补偿。行省人民可以参加罗马辅助军团，在服役达到规定年限后获得罗马公民资格。对于弱小的邻国只要和罗马签订同盟条约就可以保持自身的独立。盟国在外交上必须与罗马保持一致，不能单独与别国结盟。当罗马有战事时盟国有义务派遣军团协同作战。相应的当盟国受到入侵时罗马也需要派兵保护盟国。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仅仅是阻止外族的侵略，还要维持帝国内部的治安（比如消灭地中海曾经猖獗的海盗）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帝国交通网是为了军事而建，但也极大促进了民间的经济交流和发展。在罗马帝国境内，对公民的个人道德要求是参加军队或建设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对于行省人民的个人道德要求是缴税然后享受平和与发展。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维系了上千年之久，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解体，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宗教是中世纪的主题和最高社会道德观。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排斥所有其他信仰。罗马教廷和教皇作为宗教领袖在精神上领导着大多数教民。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围绕着信仰活动，清贫勤劳，却将能够将大量财物捐献给教堂。总的来说，基督教信仰将欧洲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并不紧密。基督教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廷并不能有效约束全体教民。不同的教派之间矛盾多于共识，后期出现的新教甚至被认定为异端受到镇压与迫害。教皇虽然是精神首领，但对世俗的国家政府缺乏有效的控制。各地的国王领主等贵族阶级对于信仰并没有那么虔诚，为了争夺私利内战不断。
欧洲基督教世界都受到东方伊斯兰世界的碰撞贯穿中世纪历史。由于欧洲社会道德观能够与民众的个人道德观基本保持一致，基督教世界大体上能够保持团结对外，并在教廷的号召下成功组织了几次十字军东征，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勉强抵抗住了伊斯兰国家的侵略扩张。然而由于社会上层道德观不能维持统一（教派分裂）以及中层道德观的缺失，基督教世界内部自相攻伐，百姓生活在苦难的黑暗之中。
近代国家的典型就是美国了。
做为现代的法治国家，美国社会的最高道德观就是宪法。美国宪法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武装自卫的自由等等。最初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北美的殖民者就是为了逃避欧洲对新教的迫害。美国的独立战争又是反抗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不公平待遇。可以说对自由的追求是溶于美国人的血液之中。美国的社会道德观和个人道德观完美保持一致，这也是美国能够保持高度的社会和谐稳定（仅有一次因奴隶制导致的内战）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一致性也对其军事的强大提供了保证。二战中美军将士的英勇表现不正是因为为自由而战的正义性符合其道德观而对士气的极大鼓舞吗？
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多数时间都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
虽然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但核心文化和道德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古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核心理念就是“伦理纲常”。这种思想的起源是家庭中基于辈分的天然上下级关系：父母爱护子女，对子女负有养育教导的责任；相对的，子女应当尊敬父母，听从其教导，在长大后辅助并孝养年迈的长辈。这种基于等级的家庭关系推广到社会，就是国家层面的伦理纲常。“国家”一词在汉语中就表明了在中华文化中“国”的组成形式就是大的“家”。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明确自己的阶层定位（纲）并按照自己的位置规范自己的行为（伦理）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常）。
很多现代人对古代中国三纲五常的社会道德观执否定态度，认为封建社会的阶级观念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其实这是受到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的社会道德观互相之间并不一定能够协调共存，但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好的社会道德观能够维持社会长期的和谐稳定，从这一点上看基于伦理纲常的古代中国道德观是绝对符合条件的。
很多人对古代中国皇帝的角色也是有误解的。皇帝并不是将天下作为私产，可以随意奴役百姓放纵私欲。皇帝的尊崇地位在于他处于纲常阶层之首，做为国家最高的家长来维系全社会的纲常秩序。皇帝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天子是天之子，是需要对上天，对神明负责的。古代科举八股取士，学子读的都是圣贤之书，这就从教育和国家体制上贯彻了纲常的思想，道德观上保持了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一致。
就连战争行为也是受此支配的。我们看古代中国官方主导的战争，除了防御外族侵略，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内平叛，目地是维持内部的纲常；另一类是对外征服，其目地是在更大范围内确立尊卑主次的纲常秩序。征服的目地是使其“服”，而不是屠杀和掠夺。诸葛亮七擒孟获，在孟获心服口服之后，仍旧将地方的管理权交还孟获。诸葛亮要的是孟获和南方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服从，是纲常的建立。
在有高度社会道德观的国家，即使发生战争也通常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价值观，能够抑制单纯的屠杀和对财物的劫掠。这对长期维持社会的稳定能够起到正面作用。相反，不具有社会道德观的国家即使一时强大，也缺乏维持的机制，往往昙花一现。
回到现代中国。
中共将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新中国”，这个“新”就是对过去传统社会道德观的颠覆。共产党建立政权为了什么？最根本就是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这也是共产党政权国家的最高社会道德观。不同于古罗马的和平，中世纪的宗教信仰和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这个共产主义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又如何引导国民的社会行为呢？
这里我不深究马列著作和理论学者们对共产主义的具体定义，毕竟普通中国人也不关心这些。我在中国出生成长，在公立学校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相信我的理解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共产主义就是在生产极大发展后实行按需分配，取消私有制。按需分配嘛，按照普通老百姓的理解那可是相当吸引人：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最大限度满足每个人的物欲需求！这太棒了，天堂也不过如此吧！
其实按需分配的原意并不一定如此。这个“需”指的是维持人生存的基本温饱需求？还是满足普通富裕生活的需求？还是你想要什么都满足的最大欲望需求？共产党很鸡贼的从不在宣传和教科书中做出明确的解释，任由你自己去发挥想像。那么普通人当然会接受最吸引人的那一种理解。
真的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当然很好，可惜物质上的极大丰盛目前还差的很远。中国社会还停留在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中国特色的），可是人民的理想，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却被切切实实的改造成为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说得更直白一点，现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就是：对最终满足所有人物质欲望的追求！
分析到这，大家是不是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了？对于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个人应当以怎样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与其相匹配？古罗马的和平可以与个人对和平生活的追求相匹配，中世纪的宗教可以与个人的信仰追求相匹配，美国对自由的坚持也可以与个人的自由主义相匹配。到中国这儿，实现所有人物欲这一最终目标虽然吸引人，但大家也知道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是追求物质与满足私欲，这与社会目标相吻合，但照此行动却反而妨碍了最终社会目标（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共产党对人民的个人道德要求却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即最终的共产主义）而放弃个人利益，舍小家顾大家，甚至为革命献身。也就是说，为了最终（却不在个人有生之年）满足所有人的物欲，要求每个人克制甚至放弃私欲和个人利益。这简直太矛盾了，社会道德观和个人道德观无论如何统一不了啊！
正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缺陷使得中共试图在群众中建立个人道德体系的努力异常失败。学校教育小朋友要尊老爱幼，尊师敬长，团结友爱，我估计那些老师心里都想笑。本来这些都是被打倒的“旧社会”的社会道德体系伦理纲常中的东西，现在讲来根本不合时宜。中共最希望建立的个人道德观是：听党的话，为党的事业可以放弃个人利益，为革命事业献身！对此，除了少数的理想主义者，大部分的普通群众只会觉得：凭什么啊？！更多的还是出于利益交换：今天你奉献了，明天党内给你提拔或物质补偿。还有军人团体也是被歌颂的勇于奉献者，但军队里该你奉献的时候恐怕由不得你不奉献，多数也不是出于真心。
国家与个人价值观的背离是有严重后果的，上下不能一心，国家政策的制定不基于民意，民间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也就阳奉阴违。更甚者当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相背离时，可能激发百姓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怀疑。为什么中共总是喜欢代表人民？就是为了强行掩盖中共与人民价值观不符合的漏洞。
中共当然也知道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为了取得人民的认同并树立一致的个人价值观和道德观，中共在理论上先设立一个有望实现的小目标：社会主义。很难说清中共口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反正社会主义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第一个实验性的社会主义项目就是：平均主义。既然物质匮乏无法满足按需分配，那么就按人头平均分配也能够满足广大无产者的朴素愿望。特别是在农村里，平均主义的具体形式是结成人民公社，田地和农具归公，极端的形式下连粮食也不下发而是吃食堂大锅饭。大公社运动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中共总结的劳动积极性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大锅饭这种事实上取消私有财产的做法导致了节约意识的缺乏，某些地方连种子粮都吃掉了导致悲剧后果。
平均主义失败了，中共意识到经济发展还是要基于私有制，包括农村田地和城市企业的私有化，事实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资本主义本质上只是经济制度，中共说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把这种经济制度作为最高价值取向。西方国家的社会道德观是宪政民主和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追求。中共建立的社会价值观则不包括这些，它在接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时是也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作为几乎是国家努力的唯一目标。这样一来，追求物质极大丰盛的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社会价值观就被降级为单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甚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
人无大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又无信仰（宗教信仰乃至对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被打压的），那个人的道德观自然就退化到单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也正好与中共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吻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上下一心，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确实积累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也使部分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极易步入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误区，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们为了利润不顾商业道德，对外剽窃专利技术，行业内恶意竞争，对内压榨剥削员工，在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室中畸形发展。个人层面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这就难怪审理彭宇案的法官会问出“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在他看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应该才是常态。
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在下降？中共为中国设立的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同时反对接受普世价值的社会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接受了中共的社会价值观，摒弃传统的道德观，直接导致了道德水准的下滑。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长期身处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社会道德水准的滑落的。通常到了国外之后才会对国内的社会状态有更清晰的认识，因为可以和国外社会的价值道德观相比较。很多国内的人不但不觉得自己道德低下，还认为自己的价值观符合国家利益。我们看到中国频频在国际上做出一些损害他国利益，甚至在俄乌战争中出于利益考量站队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俄国一方。多少中国人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力挺中共政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毫不避讳的大声说出“看到祖国如此流氓我就放心了！”。他们是真的感到自豪，也恰如其分的反应出了中共统治之下社会寡廉鲜耻的道德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