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意境深远，令人吟咏起来，甚是喜爱。（绘图：志清/看中国）
谈及中国诗歌，众人各有所爱，无论是汉代乐府诗、唐诗、宋词等，均有人拥护。除了因为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多元之外，还因为其具备两大美学：形式美、内含美，而令人吟咏之际，甚是喜爱。
不过，何谓形式美？何谓内含美？
形式美
形式美，又能够分成对仗美、音节美。对仗就是指运用音律、句法及词性，让诗文中的不同句子彼此对称。以词性之对称为例，也就是说，拿名词对名诃，形容词对形容词等。将各类词性的对仗划分得愈细，对仗就会越显得工整、精细。众所周知，古人是很重视对仗的，像古时候的孩童在求学期间，除了识字、研读古书之外，还得学习“对对子”。简单的“对子”即如：上对下、日对月、白昼对黑夜等类型。
至于这一类词对仅仅满足了词性相同的状况，就称为“宽对”。换句话说，就是对上的词性相同，但词类却不相同。在此以元稹〈早归〉中的“饮马雨惊水，穿花露滴衣”两句为例。在这一对仗结构中，虽然“马对花”是名词对上名词，但马乃是动物，花则是植物，两个名词在分类上是不一样的，故称为“宽对”。
有了“宽对”，自当有严格的对仗，称为“工对”。接下来，以李白〈渡荆门送别〉一诗中的“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两句为例。
李白写的这两句，对仗非常严谨。因为在这一对仗结构中，“月对云”除了是名词对名词之外，同时还是天文类对天文类，像这一类既满足了词性相同，同时间又满足了词类相同的严格词对，就称为“工对”。
至于一首诗之所以优秀、之所以创作成功，与它对仗结构的“工整”程度之多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依照诗词内容到底有多少“工对”来评断诗词之优劣。因此，“工对”的数目越多，这个对仗结构就越加“工整”。由于每一个单音节词，都能够组成词对，因此，在五言诗的一个对仗结构中，最多能够存在五个“工对”，至于七言诗最多则能够出现七个“工对”。
再以杜甫〈绝句〉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为例，来试论“工对”之多，影响了作品品质吧！
在这两句中，杜甫使用了六对“工对”和一个“宽对”，令人惊艳。
这六对“工对”分别为：数字对“两、一”；量词对“个、行”；颜色对“黄、白”；鸟类（动物）名词对“鹂、鹭”；动词对“鸣、上”；颜色对“翠、青”。
至于“柳”对上“天”，则只是名词对，因为一个是植物类，一个是天文类，两者词类不同，故为“宽对”。
其实，历朝历代已经出现太多知名佳句了，今人一思忆，总能列举出让人爱不释手的绝佳古句，例如：采用词类与数字相对的“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以及叠字对仗，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等诗句，都深受推崇，经久不衰。
当对仗对得工整之后，接下来自然就得讲究平仄协调了。也就是上述的音节美。当达到这两项之后，即完成了作诗的第一步，反之，当然就称不上是优秀之作。这是因为中国古人严格讲求声调格律，如若达不到，即犯下诗歌方面所谓的“失律”这一大忌。诗之成败，在此揭显。
纵然后来兴起了破除旧诗体之格律限制的自由体新诗，创作新诗之人仍不免在创作间，呈现与古典诗歌不同风格的形式美（对仗美、音节美）。
接着，再来谈谈中国诗歌另一种二美：内含美。
内含美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讲求含蓄不外露的表达方式，在非直白的传递上，表露深远、悠长之意境。中国的诗歌即是明证。
在创作诗歌之间，作者传递个人心绪，展露抱负、志趣、情感，此称为“志”；采用优美音调来吟咏“志”，则称“永言”。《汉书･志･艺文志》有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由于诗歌讲求“意在言外”，故上乘诗歌当属言简意赅、意蕴无穷之作，能引人浮想联翩、咀嚼再三。这般好的诗歌作品，也就是符合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谓的“言有尽意无穷”。
所以，当我们在品读诗歌时，除了理解其形式之美，又当进一步理解其中含意。相信绝妙的有机诗歌，自能增添生活上的乐趣，同时还能丰沛我们的心灵、深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