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中国青年走过几张“大字报”。圖片來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16:9)上傳者:feiyue
【看中国2022年8月30日讯】在中共的语言系统中，有很多政治名词令现在的年青人如坠五里雾中。然而，这些政治名词的背后，有的却隐藏着一段段荒诞的历史。对于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来说，每当看到这些名词，那些疯狂的政治口号仍隐隐回响耳边，那些血腥的场面仍慢慢浮现眼前。
“对表”
在中共现在的宣传文章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名词“对表”，很多人对此茫然不懂，然而它却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据李松晨等主编《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中记录，
文革时的“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问清楚后，他们就依样画葫芦。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可以推到遵循《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的版式，可以不负责任。”
中共官场的这一潜规则，依然延续至今。因此，在中共所谓的“重大政治”事件中，这些地方党报的头版是否“对表”《人民日报》，是外界观察各地政治表态的风向标。
“透视”
《文革档案》还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还有一种“透视”的做法，当一版有毛泽东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意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意词才能付印。”
据《炎黄春秋》2003.7期披露，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陕报“8·25事件”有关，或者说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所谓“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陕报“8·25事件”把各地整的都神经兮兮。
陕报“8·25事件”
据《炎黄春秋》文章回忆，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吧，不料却祸从天降。
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所谓的“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
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
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
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
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
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
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
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
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
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8·25陕报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