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红卫兵在北京街头游行。（图片来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一
红卫兵运动是上世纪文革中无法忽略的一种现象，从世界范围讲，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虽属昙花一现，但影响深远，与中共极权统治无法分割，给后世留下的思考空间极其广阔。境内外学者研究文革，无法绕过红卫兵运动这一基本现象。事实上，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滞后于西方知识界对文革的研究，也落后于境内外对大饥荒的研究，以及对中共整风反右的研究。这当然与中共在境内将红卫兵研究视为禁区有关。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约束条件是，当年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虽然至今健在，他们作为亲身参与者，熟悉当时的风云变幻。但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有明显进步。他们未能借助改革开放的机会，接受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等学科的洗礼。这使他们在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未能站到一个至高点上，当然也无法作出更深入的、更全局的俯视。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名叫张承志的学生，在校内一张大字报上署名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这是“红卫兵”这一名称的源头。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惊人的火候。这个张承志后来成了颇有才华的作家，但从文字上看，张承志并非毛的真实崇拜者。然而当时整个社会对毛的崇拜，已成了一股无法遏制的潮流。凭这一点，毛轻易可发现：他的工具箱里又添了新的工具，而且是用后就可以抛弃的工具。
二
对红卫兵现象的研究，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对红卫兵分类。只有准确的分类，才能梳理出红卫兵运动的真相。总体而言，当年红卫兵可分三类。
第一类早期红卫兵，是分布在北京一部分学校的高干子女，以中学为主。这部分红卫兵正是今日所谓太子党。这部分红卫兵有明确的接班意识，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一句话。他们当中影响较大者，如陈小鲁、宋彬彬、谭立夫、邓榕、贺鹏飞、卜大华、骆小海……等，他们无一不以新贵族自居，因为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的，明天当然要靠他们来执掌江山。文革结束后，当他们先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金融界顶层、大型国企等部门，接班意识也就转化为统治意识。这种接班与统治意识，后来在习近平、薄熙来等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清晰。谭立夫当年有一副对联流传甚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反映出作为太子党的红卫兵们，正是坚持罪恶的“血统论”，并以根正苗红的接班人自居的心理。不久，批判“血统论”的民间思想家遇罗克被判死刑，再往后，鼓吹“血统论”的太子党谭立夫，成了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这完全就是一个人鬼颠倒的时代。
毛的另一句话，对这批红卫兵而言也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和他们的父辈正是靠造反、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毛泽东和他们的父辈在早期的造反，对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是致命的破坏，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扭曲也从此开始。毛赞赏给地主富农带上高帽子游街斗争，如此以“湖南农民运动”为样板的野蛮行为，文革一开始就被这批红卫兵们重新复制，因为他们的父辈曾是这种行为的亲身践行者，他们对这一套丝毫不陌生。《国际歌》里有一句歌词，也令他们兴奋不已，这就是“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然而旧世界被打个落花流水，并不意味着真的允许奴隶们起来，只是让一批残忍的奴隶主上台而已。从文革初期陈小鲁（陈毅之子）发起的西城区纠察队，到后来臭名昭著的联合行动司令部（联动），就是这批红卫兵有组织的暴力团伙。他们除了抄家、绑架、迫害，开始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用带铜扣的武装带打人，用脚上的皮靴踏着倒地受害人的头、脸或胸部。他们是血债累累的罪犯。今天在中共政治局垄断话语权的，正是以这部分红卫兵为主体的太子党。
文革一开始，这批红卫兵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对毛泽东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们不清楚，他们只能从父辈那里获得一鳞半爪的不完整信息。如1966年12月，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叶向真（叶剑英的千金）策划绑架彭真，之后又参与谋划对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批斗，就是因为从叶剑英的嘴里，叶向真知道毛的一点意向才敢下手，其实是毛对这批红卫兵的巧妙运用，叶剑英则借此表现自己对毛的忠诚。最先公开指责彭、罗、陆、杨为反革命集团者，正是叶剑英。大多数作为太子党的红卫兵，在那个年代的基本行为，就是造反、破坏、伤害和杀人，他们血液内的匪徒基因不会改变。这批红卫兵的造反，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延续，也是他们父辈杀人掠财的延续。他们所向披靡，没有遇到任何阻挡和反抗，这表明红卫兵罪行受到中共中纵容，全社会因此陷入至暗时刻。
1966年“红八月”，仅北京一地抄家9200余户，活活被打死的人数达1772人，受尽迫害自杀的人数更无法统计，包括老舍、向达、陈梦家、俞大絪等名流学者。死者成批被拖往火葬场，其中包括昏倒的活人，被火葬场的工人不止一次发现后救下。中央文革小组在9月份的《简报》里，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战果累累”。接着，“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响彻海内。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残暴程度，绝不在南京大屠杀与柏林水晶夜之下。改革开放后，迅速暴富起来的也正是这批人。这批红卫兵的罪行，至今没有遭到正义的清算与审判，又将大量靠腐败掠夺的财产转移到离岸金融。这不是如许多文章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批红卫兵懂得逃避法律制裁。事实上，他们无需逃避法律制裁，因为他们早已顺利接班成了主子。法律控制在他们手上，还指望正义的审判，就成了笑话。
三
第二类，是“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首都高校红卫兵。红卫兵“五大领袖”是毛泽东随口钦封的，毛惯于对下属或打击对象作随意捆绑，如把高岗、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了“高饶反党集团”；把章伯钧、罗隆基捆绑在一起，成了“章罗联盟”，其实高、饶并未组成集团，章、罗也从未联盟。“五大领袖”指的是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院）。聂元梓与北师大女附中被打死的党总支书记卞仲耘一样，是1937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这一年谭厚兰刚出生，而蒯、韩、王“三大领袖”还要再过八、九年后才出生。文革爆发前，聂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不是学生，却成了学生领袖。如同一个人，从来没踢过足球，突然成了足球明星。这个笑话近乎“皇帝新衣”，几十年来居然没人捅破，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钦点，使聂元梓对红卫兵有了指手划脚的资格。
作家铁流对聂元梓的评价颇中肯。聂的权力欲极强，亲情意识极淡漠。无论作为一个妻子还是母亲，聂都完全不合格，聂甚至没有一点女人味。聂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全部阅读范围仅限于中央文件，却能掌控着北大哲学系，这对北大实在是一个无情的嘲弄。在哲学系的会议上，聂严厉指责赫鲁晓夫写出大毒草《静静的顿河》，成了教授们私下的笑料，季羡林在回忆文章中干脆称聂为“破鞋”。这样一个人渣，因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这对被中共奉为神明的马列主义而言，不啻为一个讽刺。这张大字报出笼于5月25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些什么？”毛泽东发现，这是拿下彭真与北京市委的一个契机，于是对大字报大加赞赏，并在6月1日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由此一举出名。
其实在蒯大富之前，首都三司原先的学生领袖是地质学院朱成昭。首都三司的前身是首都高校红卫兵司令部，因叶向真带领戏剧学院、电影剧院与音乐学院红卫兵加盟，遂改为首都三司。首都高校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太子党红卫兵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表现为：（1）没有接班意识，（2）反对“血统论”。朱成昭颇有才华，比蒯、韩、王三人年长3—4岁，独立思考能力明显高于蒯等学生领袖，这也是叶向真对朱产生爱意的原因。江清与中央文革利用朱成昭与地院红卫兵、北航红卫兵这个工具，煽动他们赴四川揪回彭德怀批斗，朱借此机会，翻阅了彭的大量手稿材料，联想起家乡（安徽）的大饥荒，经自己的思考分析，最终认定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是被冤枉的，因此对彭产生同情。1966年底，在首都三司的骨干会议上，朱成昭以空前无畏的胆识，指出文革的“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这在当时是远超出遇罗克、张志新的惊天洞见，也是中国的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先知。也许达到如此认知水平的，还有郭守英（郭沫若之子）、张鹤慈（张东孙之孙）等更早怀有不满情绪的学生，乃至其他永远无法知名的少数学生，只不过其他作为先知的学生缺乏表达的机会与胆识，很少有人愿意冒极端恐怖的风险。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曾有女生，看到毛泽东8.18检阅红卫兵，意识到这与纳粹党无疑，当即写信抨击毛泽东，并作好自杀的准备。蒯、韩、王等学生领袖，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他们成为毛泽东手中的工具，也完全符合逻辑。聂元梓、谭厚兰更不足挂齿。谭厚兰是1965年进入北师大政教系的调干生，如果没有文革，她的未来就是给更年轻的学生洗脑。谭在文革中的主要“影响”，是“破四旧、立四新”——疯狂打倒孔家店，带人破坏文物遗产。
朱成昭与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在于：北大6．18事件后；毛泽东借机到武汉游泳，目的是设陷阱等候刘少奇钻入。刘果然按反右加“四清”的老一套部署，向各大学派遣工作组，结果就是大批学生遭打击，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包括朱成昭与谭、蒯、韩、王等许多学生在内，全都身陷险境。朱成昭因向工作组提意见，被工作组整黑材料，准备运动后送劳改。蒯大富挨整后逃地质学院。7月下旬，毛突然回北京杀了个回马枪，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撂下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然后下令撤销工作组。这是对刘少奇的一记重拳，刘全无招架之力。对挨整学生而言，似乎意味着一次解放。朱成昭与谭、蒯、韩、王的区别在于：除朱之外，其他学生领袖果然对毛感激涕淋，尤其是谭厚兰、韩爱晶，对毛的反修防修“伟大思想”，更是服膺得五体投地。曾经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少年时代接受的洗脑教育，成效清晰可见。朱成昭不同，他的独立思考以及对彭德怀的同情，使他不可能成为毛泽东手中的工具，毛与中央文革对他也不可能容忍。1967年8月20日，朱与叶向真被宣布“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并逮捕，后遭长期关押。林彪“913”事件后，叶获释放，在周恩来的唆使下，叶与朱彻底断绝关系。朱成昭的正式平反，是直到1980年6月的事。不过此后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他未能把握机会离开大陆，也没来得及留下回忆与思考文字，于1998年猝然离世，殊为可惜！
蒯大富与清华红卫兵谋划诱抓王光美，强行带到清华批斗、侮辱，进而闯中南海围斗刘少奇等行动，与不久前地院、北航红卫兵到成都揪斗彭德怀一样，都受周恩来、江青与中央文革的明示而非暗示。没有红卫兵这样的御用“群众组织”，江青与中央文革无法公开羞辱、批斗王光美，也无法直接批斗、殴打刘少奇。蒯大富与红卫兵替毛泽东做了毛自己无法亲自动手的事，也为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做了铺垫。正因为刘少奇的工作组整了他们，而毛解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充当毛的工具。蒯大富的认知水平仅止于此，何其可怜！王大宾也完全不信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是受了委屈的。邓小平上台后不久，韩爱晶甚至对采访者说：我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我自己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由此可见，北京高校红卫兵领袖，听起来似乎曾经叱咤风云，其实就是一具具活的僵尸。北京高校红卫兵离不开中央文革的扶植，而中央文革全在毛的掌控之中。
四
第三类红卫兵，是北京以外包括上海、广州乃至全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这是在数量上占绝大优势的、分散的学生革命造反组织，也更是十足的乌合之众。他们受毛泽东蛊惑，相信“造反有理”，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们全部的能耐，是对北京红卫兵的模仿。其中既有对太子党红卫兵的模仿，又有对首都三司红卫兵的模仿。他们疯狂打砸抢、凶狠虐待“四类分子”、随意殴打教师，对文化名流与各级官员实施抄家、惩罚、侮辱、游街，无所不用其极。著名翻译家傅雷、钢琴家顾圣婴、名导演郑君里、演员上官云珠……都纷纷自杀。上海武康大楼因不断有人跳楼自杀，一时被称为另一个“跳水池”。至于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难逃红卫兵的魔掌。毛泽东的邪恶智慧，在这里获得充分展现：毛长期倒行逆施制造了中共与下层群众的矛盾，转身借助对刘少奇的打击，又将社会下层对中共的怨恨，转化为对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的仇恨。
全国红卫兵混乱斗争的结果，使得各地红卫兵分裂为两派陷入内斗，毛又指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有两件事，可见红卫兵的无知造成的后果。一是重庆红卫兵墓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红卫兵，头脑里都装满了浆糊，同时共同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死前高呼的口号也完全一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他们还不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生命就嘎然而止。留给他们父母的，是不尽的哀伤。另一件事，是打砸抢完成后的红卫兵，又被大批送到农村，美其明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的青春就此遭遇彻底的埋葬。画家王国斌表现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合法蹂躏的惊世杰作《我的前夫》，于2007年公开展出，无数当年的红卫兵在这幅画前泣不成声。知青就是打砸抢完成后的红卫兵，红卫兵们突然发现，他们的青春遭受了无情的欺骗与极其粗暴的摧残。其实这幅画的内涵深远。画面上的新娘，身穿一套退色的解放军军服，这正是当年红卫兵的标准装备。可以想像，当年她在打砸抢的疯狂岁月里，曾经怎样撸起袖管抄家、施暴。画面上的新娘，现在的年龄应该是70岁上下。而今70岁左右的老人，在文革中有多少都曾经是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中殴打过自己的老师、“四类分子”或文化名人者，究竟占六成、七成？还是四成、五成？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忏悔。
五
红卫兵现象是文化史上的耻辱，是因他们的愚昧无知和野蛮暴行。红卫兵群体又是毛泽东的夜壶——用完后即弃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至今没有觉悟，也许将至死不悟。侥幸的是，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子女们、“四类分子”子女们，虽受歧视并被排斥在红卫兵的门外，这倒使他们在文革中保持了清白。寄语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红卫兵领袖们，你们在有生之年，要想客观评价红卫兵这一现象，前提是应当认清中共与毛泽东的种种罪行，而这首先必须明白人的自然权利原理，懂得人类政治智慧的高度成熟，根本不在于天花乱坠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在于权力制衡及由此而来的三权分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