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红卫兵。（网络图片）
“高干子弟”这个词，现在不常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红二代”、“官二代”一类的时尚词汇。 但是在文革时期，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闻之色变的称谓，指的是文革以前在中共体制中位居十三级以上的党政干部的子女，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就是以他们为主体的。
我五十年代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少年时所接触过的人里，很少有高干子弟的身影，只是经常能听到社会上对高干子弟的许多负面传言，他们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文革灾难结束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我遇到过的高干子弟逐渐多了起来， 发现其实这些人也都是普通的一群人，也是千人千面、良莠不齐，不可一概而论。 由于父母的高干地位，他们自幼便有一种傲视平民的优越感，从而导致了他们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另类特点。 然而这些高干子弟们成年后进入社会，也不得不与平民子弟一样，接受 大浪淘沙般的社会选择，服从优胜劣败的自然规律。 这里，我想选择其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四个人，与大家聊一聊。 为尊重隐私，文中人物皆隐去真名，对事不对人，务请看官理解。
人物 1：S 工友
1973 年 4 月至 1978 年 3 月，我在某省汽车运输队保修厂里工作，是一位基层的工人。S 与我一起工作，是我的工友之一。我们厂数百员工当中，只有他一人是高干子弟，也是我结识过的第一位高干子弟，他父亲是某军医大学某部门的政委，1965 年取消军衔制之前，就已经是少校或中校级别了。 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级别好像并不算太高，但那个时期，却已经算是十足的高干了。S 工友为自己的父亲而极感自豪，开口闭口都是：“我父亲当年闹革命的时候”如何如何。在我们工厂里，虽然 S 工友的地位与我们相同，都是最基层的二级工人，但与他交谈时，他总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气势。1977 年恢复高考时， 我是我们工厂唯一的投考并被录取的人。
在我离开工厂之前，S 工友忽然失去了那往常的高傲，第一次用恭谦的口吻与我说话，以至于我一时间很不适应。S 工友对于我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自学，表示了尊重和敬佩，叹息自己以往坐吃父辈老本，目空一切， 玩世不恭，以至于今日痛失上大学的机会。 他说，他在父亲的教诲之下，现在明白了，人生当中唯一可靠的“老本”，绝非父母的官位，而是自己个人的努力。
S 工友后来开始从电视上学习初中的课程，刻苦钻研技术，提升业务能力，并且最终争取到了上学深造的机会。 那时留在厂里的青年工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同龄人，平均文化水准是小学毕业，对于国家恢复高考之类的事情，不是妄自菲薄，便是望洋兴叹，只有 S 工友一人产生了奋发图强、努力学习的想法并且付诸实施。 由此我也相信，在高干子弟这个群体中，S 工友一定不会只是个别现象。
人物 2：杨班长
我上小学时看过一本书，作者之一是杨植霖，记得那时他的职务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兼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对我来说，杨植霖是一位远在天边的大人物。 1978 年 3 月至 1982 年 2 月，我在西北大学计算机系上学，很意外地发现，我们班的班长就是杨植霖的儿子。
杨班长年长我几岁，多才多艺，待人谦和、热情，做事稳健、成熟，很有当领导的才华，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学习了四年。 众望所归，杨班长是班里自然形成的领导。 他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与人稍微打几次交道就能知道对方的兴趣爱好和优点缺点，分配工作时总能让人感到恰如其分，高兴愉悦。以我自己为例，他发现我是一个“书呆子”，于是，班里各种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就都安排我来做，我很愿意干，而且总能把工作干得很有起色。
大学毕业时，或许是高干子弟的缘故，他直接进入了某部门去搞行政工作，我觉得很合适，今后定会是如鱼得水，扶摇直上，甚至日后他如果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不过现实非常残酷，党内竞争激烈，他后来好像也不顺利。 仕途沉浮，变幻莫测，前几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对他的介绍，他在党内的地位仍然不高，与父亲的显赫官位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人物 3：Y 同学
Y 同学比我小几岁，自幼生长在北京高干大院里，尽享优渥物质生活，从小就在最好的学校上学，但却学习成绩平平。 1977 年恢复高考，Y 同学努力奋斗了两年，均名落孙山， 只有把希望寄讬在高干子弟的特权上了。 Y 同学的父亲早年间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Y 父回国参加抗日，此后在共产党内一路升迁，官至国务院某部副部长。1979 年，一位新加坡富商打算承包中国政府的一项大型工程，北京当局就派遣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商谈，Y 父就是代表团的团长。
这位富商很精明，事先在马来西亚找到了一位 Y 父当年的中学同学，拉其入伙。 谈判开始后，Y 父意外地发现对方团队中的这位自己当年的好朋友，这使得商业谈判不仅友好、和谐、顺利成功，而且还增添了一分私人情谊。 1980 年，Y 父的马来西亚朋友，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出钱、出力，把 Y 同学送到了美国去留学。
Y 同学到美国后，眼界大开，生活大变，他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努力学习英语，准备圆自己未能在中国实现的大学梦。 数年之后，Y 同学果然如愿毕业于美国某大学的计算机系，并在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计算机部门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公司里，他倍受重用， 待遇丰厚，使全家人都过上了殷实稳定的美满生活。
1989 年春夏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们潮水般地 涌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 即使一些平日受大使馆掌控的学生会的首领们，也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既没有表示支援，也没有表示反对。 唯有 Y 同学与众不同，表现特殊。 由于某些机缘，Y 同学一家人多年以来就是中国驻美国的某领事馆里的常客，常常可以从总领事那里获得一些特殊关照和内部情报。流血镇压发生后，Y 同学频繁出没于各个场合，反复宣扬，坚决支持军队出动坦克车和机关枪镇压学生。 对民主运动仇视到如此这般的地步，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结识的人士中，公开支持血腥镇压的人，只有 Y 同学一人。
人物 4：王同学
王同学是我的邻居，比我小几岁，自幼生长在北京高干大院里。 我们在一起聊天时常常 爱聊一些自己的童年趣事，他对我说，他童年时常常与父母亲去一间特殊商店购物，商店不大，顾客不多，一般老百姓禁止入内，外面没有的商品，里面应有尽有，商店里也常见有李先念、邓小平、陈毅等显赫人物的出入，王同学常常与这些人的子女们在一起玩耍，回忆起来津津有味。如此童年趣事，使我大出意外，不由自主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叫什么名字？ 级别这么高，竟然能随意进入副总理级别的特供商店！
1989 年，王同学在美国 D 市上学，他思维独立，并见解深刻，为人谦和，且有领导才华， 是华人学生圈内自然形成的领导。 1989 年春末，他多次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民主运动，并从 D 市市民手中筹措了大批捐款。 1989 年 5 月，王同学身带重金，只身一人返回北京，他安排广场附近的饭店老板们，每天运送大批食品到广场，让学生们免费取用，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支付。 镇压之后，王同学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他母亲惊闻此讯，来到邓小平家中大发脾气，邓小平只得下令释放，让王同学出狱回家， 并返回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
王同学毕业后则就业、移民、娶妻、生子、入美国籍， 买房子、过日子，后来成了我的邻居。在我结识的高干子女中，王同学的父辈是级别最高的一位。 不过，他的父母虽然身居高位，还得到过邓小平的说明，但作为高干子弟的他自己，却是一位信奉普世价值，崇仰自由民主的人士，是一位反对共产主义专制的人士，深得来自华人圈的广泛赞誉。他常常就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精辟论述，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眼界大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