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30日，郑州火车东站（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7月19日讯】过去一周内地最惹人关注的财经新闻，不是GDP增长逊预期，而是河南郑州四家银行存户发起的维权活动被暴力镇压，画面更在全球主要媒体中曝光。
对于香港人来说，“白衣人”来袭肯定引起恐慌甚至愤怒，即使对内地人来说，这种有规模有组织的“恐怖袭击”恐怕也是闻所未闻，但相信类似暴力解决民怨事件，只会陆续有来。
事件起因是今年4月中，河南、安徽等地多间村镇银行相继爆出客户存款“被清零”，存户无法提款。其中，河南四家村镇银行近40万用户，涉400亿元人民币的存款，一夜间被非法盗用。
据报道，一名控制银行的房地产开发商滥用了这400亿资金，然后消失了。
受损存户尝试在上月举行一场抗议集会，但被郑州相关部门扑灭于“萌芽之中”，这些部门利用防疫健康码来限制上访的银行存户出行。这一先发制人之举虽然成功地阻止了存户的抗议活动，却在全国引起批评，多名被指滥用健康码的地方官员因此被撤职。
这些抗议者在郑州重新集结，这次地方政府部门采取了更直接的手段：数以百计维权的银行存户遭到一群便衣男子攻击，令这场中国近年来规模最大之一的公众抗议活动在暴力镇压下结束。
《经济学人》称，河南省政府派出白衣暴徒镇压，这种笨拙的做法正反映地方政府缺乏现金。数周以来，它拒绝了危机最明显最容易的解决方案：补偿存款被盗用的储户。直到7月12日，官方才提出部分解决方案：偿还最高仅5万元人民币，平息小存户的民怨。至于存款较高者（许多人正在寻求收回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将在稍后处理。
这批高额存户显然是被当局认为可以牺牲的一群：一方面他们本身是制度内受惠的人，财富累积也受惠于制度，因此被界定为最不会与政府对抗。同时，监管机构只要找到证据，指控这四家贷款机构为非法集资，即已属于金融犯罪。而这批存款被冻结的“富户”一旦被称为“金融消费者”，而不是“银行存户”，这意味着他们的钱可能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
这可不是彻底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吗？
事实上，河南银行的挤提既突显了房地产市场几近崩溃带来的连锁效应，同时也是抗疫下经济放缓带来的持久问题。
中国的小银行占商业银行总资产若16%。然而研究表明，中国1,4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中，约有87%为私营企业，他们一向缺乏监管。许多公司在其中拥有大量股份，并且有权随时挪用存款。
河南似乎就是这样。控制四家陷入财困银行的房地产大亨，似乎一直在为自己的公司非法筹集资金。
所以河南银行出现的违规事件，背后理由同样是房地产市场爆煲，导火线当然是两年前针对开发商发出的所谓“三条红线”，简单讲就是要发展商减低负债。
两年下来，恒大几乎倒闭，但讽刺的是，今天的恒大仍然存在（虽然已被拆骨得支离破碎），反而违规贷款予这些发展商的银行更快出事。
近日中国“楼花”买家断供事件继续扩大，据内地网民统计，最新已有至少235个楼盘被业主单方面停贷，其中爆发村镇银行禁提款事件的河南占44个，湖北及湖南也各有24个；内房包括恒大、融创、富力等榜上有名，其中恒大楼盘占近三成。
烂尾楼及农村银行爆煲会否出现金融危机？我评估是中央会用尽所有救市方法解决问题，以及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因此，类似河南用“白衣暴徒”解决上访或示威民众的方法，只要中央不追究，肯定会被其他地方仿效去“暴徒救市”。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史，从来不缺救市经验。由我入行三十年以来，中国股市历来就有“国家队”稳定市场：由之前的央企，到2015年后出现的汇金、中投、证金公司，甚至社保基金，很多时都会在大跌市后出现国家队身影，但这些国家队特征是愈买愈跌，跟随他们做明灯，应该“死得人多”。
国家队之外，中国救市的特色，除了有“人行”定时定候减息降准，更重大的力度，通常是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央会出所谓“组合拳”，同时用货币财政政策救市，当中最经典当然要数2008年，由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的四万亿救市。
今天，中央（恐怕是李克强本人）亦已放风，表明会加大救市力度，投入比2008年“四万亿元救市大计”倍增的救市规模。
《彭博》报道，中国政府已准备好以7.2万亿人民币资金投入基建项目，当中约1.5万亿将来自提前下达明年地方专项债额度，可能开创地方政府“先发未来债”跨年度筹集资金先例。
报道形容，中国政府这次大笔投资基建，属于“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反映经济政策重心从“控杠杆”转向“稳经济”。
读者可能对2008年金融海啸后温家宝提出的“四万亿元救市大计”印象深刻，虽然之后触发全国债务水平急升，后遗症更包括2015年股市泡沫爆破，但当时内地经济增长仍达9%。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经济受疫情打击，拖累第二季GDP按年只增长0.4%，低于预期的1.2%增幅，也较首季的增长4.8%显著放缓，增速是2020年武汉封城以来表现最差，恐难实现全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
如果李克强真的提出以7.2万亿救市，规模比温家宝提出的多出近一倍，但不同的是，今天内地经济在“共同富裕”的摧残下，不论房地产市场或科技巨企早已五劳七伤，起不到过去的火车头作用。
上周五（15日）的数据虽然显示，六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稍有改善，不过介乎16-24岁年轻人失业率，从五月的18.4%升至19.3%，创下新高。这是2018年有相关数据以来最差，势将抵销任何救市措施。
当然，要数中国救市最“成功”的一次，莫过于在习近平上台不久，2015年面对一次史无前例，由“熔断机制”引发的股灾，而当局最终亦决定以非常规方式拯救：史称“暴力救市”。
当局先由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国资委、财政部连发“十七道金牌”，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级救市行动，国家队前后动用约二万亿元的救市资金。但最后“杀着”却是靠公安部出手，严查恶意造空人士，包括由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率队前往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和股指的线索，更在机场拘捕不少基金“大佬”。
最终“恶意沽空”成为“欲加之罪”，上证指数几近“腰斩”后才企稳。当时已有网民称，关键时刻还得靠暴力机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想不到今天这个“暴力机器”，已经由公安部摇身一变为“白衣暴徒”，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大家不是已经看到，河南银行事件已没有人能跟进吗？
See！问题真的解决了，“暴徒救市”应该能够写入中国救市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