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宋代景象。（图片来源：公有领域/台湾故宫博物院）
提要：宋代元佑年间，一位叫做方达源的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护其堤岸”。方达源的奏疏，不但建议朝廷“重修短垣”，还阐发了政府应当保护每一名国民之生命安全的执政理念。政府对民众生命安全的重视与否却是大事。天大的事。
这个题目有些大。不过我们要从城市的河渠说起。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河渠、湖泊，一定缺乏活力、灵气。但河渠湖泊在给城市提供活力的同时，也埋伏下安全隐患。
北宋东京，汴河穿城而过，是京师的生命线，供应京师的物资全赖汴河运输，但“汴水湍急，失足者随流而下，不可复活”。汴河岸“旧有短垣，以限往来，久而倾圯”，因此才时常发生失足坠河事故，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将修建沿河护栏纳入市政工程。元佑年间，一位叫做方达源的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护其堤岸”。
方达源的奏疏，不但建议朝廷“重修短垣”，还阐发了政府应当保护每一名国民之生命安全的执政理念，值得我们不厌其烦引述出来：
“臣闻为治先务，在于求民疾苦，与之防患去害。至于一夫不获所，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昔者，子产用车以济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己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实，形于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无斁。今汴堤修筑坚全，且无车牛泞淖，故途人乐行于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坠者不救。顷年并流筑短墙为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马惊逸之患，每数丈辄开小缺，以通舟人维缆之便，然后无殒溺之虞。比来短墙多隳，而依岸民庐，皆盖浮棚，月侵岁展，岸路益狭，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军巡院禁囚有驰马逼坠河者，果于短墙隳圯之处也。又闻城内续有殒溺者，盖由短墙但系河清兵士依例修筑，而未有着令，故官司不常举行。欲望降指挥，京城沿汴南北两岸，下至泗州，应系人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并流修墙，以防人跌马惊之患，每数丈听小留缺，不得过二尺。或有毁圯，即时循补。其因装卸官物权暂拆动者，候毕即日完筑。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彻去。委都水监及提举河岸官司常切检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圣时之仁术也。”
方达源的建议获得批准，“疏入报可，遂免渰溺之患”。由此可知，北宋东京的汴河岸不但修有堤坝，堤边还建有矮墙作为护栏，其日常维护则由“提举汴河堤岸司”与“都水监”两个部门负责。
杭州的水网更为发达，元代时来过杭州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描述说：杭城“街渠宽广，车船甚易往来，运载市民必需之食粮。人谓城中有大小桥梁一万二千座，然建于大渠而正对大道之桥拱甚高，船舶航行其下，可以不必下桅，而车马仍可经行桥上，盖其坡度适宜也。”然而，河渠若不设护栏，必有隐患，“宋时城中沿河，旧无门阑，惟居民门首，自为拦障，不相联属。河之转曲，两岸灯火相直，醉者夜行经过，如履平地，往往溺死，岁数十人”。
元佑五年（1090），苏轼知杭州，曾大规模整修市政工程。针对城内河渠未设护栏、河岸为居民占用的情况，苏轼放弃了全部拆迁违章建筑的计划，而是退一步，只要求占据河岸的民居腾出丈尺空间，“各作木岸，以护河堤”，同时“据所侵占地量出赁钱，官为桩管，准备修补木岸，乞免拆除屋舍”，即沿岸居民按照其占用的建筑面积缴纳租金，作为维修“木岸”的基金，政府则承认他们的物业，不再按违章建筑拆迁。苏轼主持修建的“木岸”，实际上就是沿着河岸设置护栏，“沿河连置大木阑，每船埠留一门，民始便之”。南宋时，一部分木制护栏又改建为更牢固的石砌围墙。
从南宋画作《西湖清趣图》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矮墙护栏：出钱塘门，沿着城墙，西湖岸边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一边是林立的酒店商铺，另一边就是石砌的矮墙，矮墙每隔一段距离，便开有一门，设置“上船亭”，以便居民出行登船或船舶靠岸。沿岸还植有垂柳，既美化环境，又可巩固堤岸。
不要以为给河渠安装护栏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小事放在今天，也有一些城市未必做得到。
2014年时有媒体报导说：附近秦庄小区的居民韩先生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夜晚归家，走到这里由于光线较暗，再加上正打着电话没留心，一不小心栽下了河堤，导致右臂骨折。“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不少，这边挨着十三中和附小，人流比较集中，道路本来就不宽，比较危险。”
河渠护栏是小事。政府对民众生命安全的重视与否却是大事。天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