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天堂观。（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我曾祖父是一个清朝传教士，我想结合我的家史和我的建筑史、城市历史的知识，讲讲基督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系、以及《圣经》的版本演变。
基督教最早进入中国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大唐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都城长安的九五至尊的风水宝地上不是皇宫，而是各个宗教的主寺院林立。皇帝也要听命于神佛的。其中就有刚刚从波斯传入的景教，就是基督教（针对犹太教泛指所有崇拜基督的信仰，不是特指新教）。因此波斯人翻译了世界最早的汉语《圣经》。这套《圣经》一直流传到元朝时消失。
蒙古帝国时期，蒙古帝国西方的伊尔汗国曾经跟罗马教廷联系，如果教廷愿意帮助或承认蒙古帝国向西扩张，他们愿意改信基督教。罗马教廷翻译了东方文圣经，但很可能是鞑靼文而不是中文，后来这套《圣经》也失传了。
清朝很多欧洲传教士来中国，重新翻译汉语和满语《圣经》。汉语《圣经》先是古文体。他们很多来自拉丁语国家，拉丁语是比英语更古老的文字，保留了更多的希伯来语发音，所以中文《圣经》的人名反而比英语《圣经》还好。有科学实验，用不同语言念基督的名字和佛号等，希伯来语和汉语的耶稣基督都可以测到很强的能量，而英语却没什么反应。
但是老外的中文实在令人费解。因此在清末我曾祖父传播基督教时，用的主要是英文《圣经》。那时我曾祖父只是河北农民，大清的农民也可以讲英语，根本不是现在人说的中国封闭落后。我们估计那时因为基督徒少，其中担任神职人员的人主要任务不能像现在的牧师那样主持教堂崇拜，而是要传播福音，因此叫作“传教士”。
无独有偶，有中国人传教士的后代，肯定要有洋人传教士的后代。我的一位朋友的曾祖就是洋人传教士。他随一些传教士从欧洲来，后来在离南昌六十里地的地方停留下来聚集居住，都姓了“罗（洋人们是R打头）”姓。传教时带粮食，去布道的地方，有人来听讲，传教士就会给他们一袋粮食，久了就聼进去了。
据说后世此族罗姓之间不可通婚，那个地方的人都高鼻深眼，形体高大，A型血。后来分散四野，有的去了山东，有去台湾，有的留在南昌。现在我朋友和她的兄弟妹相貌还都有西方人影子，身材高大，都是A血型。
小时侯我朋友做梦自己是个传教士，高大男身，可行走海面，救过人，还衣衫褴褛走在雨后的泥泞路上。或许这是家族的影响，或是如佛家所说是当年的曾祖父又投生成她了。
朋友家里还有亲人是虔诚的基督徒，还继续做着现代传教士，传神的存在。
我另一位朋友的母亲的祖父也是清朝基督徒，比较有钱。朋友听家里的长辈说他在路上看到欠他债的人就马上躲起来，怕别人感到尴尬。她奶奶在民国初年还学过英文，所以清末民国初年那个时代真的不是我们被共产党灌输的那样。
民国从国父起，很多领导人都有基督教背景，因此从民国开始中国有了官办学堂，托这个福，女孩也可以上学。我祖母就这样上学了，在河北统考中成了中国第一个女状元。中国在太平天国时期开设过女科，女生只和女生比试。民国时期女子才有机会与男生同堂考试，在同样的平台上比试智力。女生得统考第一，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事，当时非常轰动，当地报纸都有报导。虽然这与我祖母的聪明勤奋分不开，但如果没有基督教对社会形式产生的影响，她是没有机会考试的。她学师范，还考上国父办的中国大学。这些学校建立都是基督教影响的结果。当时基督教也在中国开办了很多医院，这些内容大家比较熟悉，或者可以在林巧稚的自传中看到，此处不做累述。
我的祖父祖母都不是教徒，但从事与教会有关的工作。民国初年，著名的新教教徒晏阳初在华北地区办平民教育，让农民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技术教育，叫平教会。平教会录用工作人员不看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看你的能力和学识，充分体现了基督的博爱和平等的精神。我爷爷是平教会的总务。我奶奶毕业在平教会教书。民国时开始有好一些的白话《圣经》，还是翻译得不太好，但能看懂了。那时教徒们开始越来越多使用中文《圣经》。
我祖父自幼丧母，我曾祖父不久去世，我祖父和他的弟弟等于是孤儿。他先是当学徒做苦工，有能力后进入平教会工作。在工作之余也参加平教会课程学习，成为了中国当时少有的建筑工程师，我就是继承的他的衣钵。没有基督教，我祖父虽然吃苦耐劳，也很难成为高级技术人员。人类历史上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是非常难的。民国初年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很多聪明勤奋的人都提升了自己的社会阶层。
祖父参与设计的中国第一条缆车——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朝天门缆车，现在是文物了。这种西方科技的引进也与基督教有关系。49年后，中国才真正进入封闭状态，技术倒退了好几十年，英文也不会了。
民国尊重知识份子，祖父祖母收入不错，就资助我叔祖父上大学。可是日本人打来了，华北都被占领了，他就只能投笔从戎。也去不了国军那里了，就去了八路军。军队派他管理政治工作，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受父亲影响，有正确价值观，马上看出整人那套政治手段是不对的，正好白求恩来了，他主动要求参加白求恩学习班，尽量远离政治去学技术、救死扶伤。他学得好，就成了白求恩医院（北京和平医院）院长。
我亲人们来加拿大，因为我家和加拿大的这个缘份，我要带他们去参观白求恩故居。其实不是白求恩自己的房子，而是白求恩当牧师的父母得到的教会给的房子。他父母执事的教堂就在故居不远处。因此白求恩的奉献精神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来自他的基督精神的家教。他的放荡不羁才是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为华人社区撰写加拿大历史文章时，把白求恩奉献精神的信誉，从老毛对白求恩各种不是人的评价里摘出来，给了基督。
这样说来，现代中国的医院，无论是民国开办的，还是后来共产党办的，都与基督有关系，而不是共产党解决了人民生活。
而我和那几位大清朝基督徒和传教士的后代朋友，全都天生带有各种特异功能。我们天生对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天然免疫，因为我们或能看到、或能感知到别人不能感知的东西。“眼见为实、眼睛看不见的就不能相信”，我们知道都是骗人的鬼话。以人低能的认知，就像一个瞎子说你家里的东西因为他看不见就不存在一样可笑。而且他们看不到，我们能感知到，因为他们看不到就说我们也不能感知到，什么逻辑？
我们也没有一个再走入基督教的宗教中，因为我们都找到了《圣经》中所说的弥赛亚。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他，在末世中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