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专访（图片来源：看中国）
【看中国2022年2月24日讯】 （看中国记者李静汝采访报道）旅居德国著名环保生态学、水利工程学专家王维洛博士，最近就2022年1月21日中共新华社发表的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报告》），提出了12点评价。据悉，这份《调查报告》全长44页，其中，最让人们质疑的是《调查报告》上的郑州380死亡人数与民间传出的数字相差甚远。另外，习近平当时在郑州洪灾第二天称：有几座水库溃坝造成洪涝。但这份《调查报告》连提都没提。那么，这个报告是调查真相呢？还是要掩盖什么？看中国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王维洛博士。
《调查报告》指所谓隐瞒错误是为掩盖更大罪行
王维洛在采访中首先指出，概况的讲，这个《调查报告》是给2021年郑州水灾下一个结论。“你得很认真读，而不是主观想像的先入为主的有什么东西，而是你真的是要读下去，你慢慢的会发现它的目的是什么？总结一下它的目的，首先是要给这个事情最后下一个结论，对死亡的人数也下一个结论，说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是最关键的。它承认各级政府在不同阶段，犯了一个所谓隐瞒的错误，然后它来掩盖更大的一个罪行，就是掩盖死亡的人数。
如果你要仔细读它的报告，它只是说各个不同的等级的政府，在不同的时间里，曾经瞒报过累计的总数是139人。它并不是说这139个人，在他们每次发布的死亡人数里面没有体现出来。再比如他们在27号说死65个人，或者50几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少报了几个人。但是到了8月2号的时候，他们说302的时候，他们已经部分时的人已经报进去了。到了8月20号的时候，国务院调查组进驻郑州的时候，缺报的只是23个人。等国务院调查组进去以后，他们又把这23个人给补报上来了。通过读这份《调查报告》我才第一次知道，它也有像传染病一样的上报机制，必须在一天之内报的。他有一天没报，比如说这个人死了，他知道了它没报，就算是瞒报一次一个人。如果是以国务院调查组进驻郑州市时间点的话，他没有报的人数只是23个人。
它最大的目的就是维持了对于郑州地铁和郑州京广快速隧道的死亡人数，从那时候报的到现在的，它一点也没改。你现在质疑死亡人数的真实性，如果国务院调查组不把死亡的人数、按人名在哪里死的、几点死的资讯公布出来，人们将永远质疑你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因为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所谓的398人也好，还是郑州的380个人也好，他们的姓名、他们死亡原因、他们死亡的地点和死亡的时间，全部都有，但是它他就不公布。如果不公布的话，人们永远有理由质疑你，但是人们就永远拿不到真实的证据。”
网络截图
《调查报告》玩数字游戏 无死者姓名等信息
据悉，网上人们传出最多的图片和视频是郑州大水过后，从京广隧道等处有大量的车被拖到几个大的空地，无人认领。还有地铁站的鲜花堆放在地铁站口，一眼望不到头。王维洛指出，《调查报告》在死亡数字上玩文字游戏，始终回避死亡者的详细个人信息。为什么调查报告只报了所谓死亡人数，而不报死者的具体信息呢？“中国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做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在郑州地铁死的人。每一个死的家庭，只要你发一个纪念某某某，我们家的儿子、我们家女儿、我们家什么兄弟或者什么，几月几号在哪里死的，他叫什么名字，你只要把这个公布了，大家都这样做的话，这个事实就已经揭露出来了。这不是件很难的事，我只是纪念我们家死去的亲人。我现在唯一找到的，在地铁里面死就一个人的姓名、一个人的照片，我觉得挺悲哀的。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合乎情理的。
为什么在德国这个地方，你要隐瞒这个事情是瞒不住的呢？在国外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报纸，我们也订阅当地报纸。报纸里面当地市民读的最多的几版是追悼死人的，噢，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我得去写个卡，我得去买几朵花，我得去参加追悼会，都这样。所以当地的报纸这个广告栏它是最多的，每一天起码都有个四、五板块的这个。德国当时也发生了水灾了，死了一百多个人，当地的报纸马上就登出来，谁谁谁死了，当地的警察局马上也就把这个死人的名单全部公布了。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唯一的例外，是在荥阳县王宗店的小村子，那里死了23个人。当时就有一个叫陈龙救援队的队员，他写了一篇当地水灾具体的报道。他就把这23个人的名字全部都列在那里了。他的这篇报道写得很好，我当时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他的这篇报道可以作为国务院调查组的样板。你就照着他那个写，把事情经过写清楚了，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水灾，谁谁谁死了，23个人有名有姓的。在国务院调查报告里面，它也承认了王宗店死了23个人，证实了那个成龙写的报告完全是真实的。
什么时候中国人会停止死亡人数的质疑呢？就是你能有名有姓的把死者的名单给公布出来了。其实这也是对《调查报告》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你把郑州380个人的名字发表了，发表完了以后，没人说我们家还死一个，你没登在这上面，这个数字就是对的。如果名单出去了，我们家里死者名字还没在上面，那你就要做补充了。
就像美国的越战纪念碑一样，你可以看到很多死者是后补上去的。它前面是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列的，到后面它就是后补上去的。
这就让我想起上海女教师叫宋庚一。她在讲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新闻报道的时候，她就是说为什么能质疑呢？因为现在对于日本人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她就列举了不同的说法。她说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他的任务就让大家知道是不是有不同的说法，而且如果有能力的话，他要向大家解释这种不同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她认为只有你公布了死者的名单以后，你可以确定哪个报道是正确的。就是说这个质疑的最后的终止是死者名单的公布。”
《调查报告》漏洞百出 内容自相矛盾
王维洛进一步指出，报告内容自相矛盾，包括死亡人的时间和暴雨的时间都对不上，很多问题都没有交代或者回避。而且，还把人祸说成是天灾。“我从你所调查的每一件事情，整个报告结构上来，我来看你这篇报道本身有什么问题。我是从这个出发点来的。比如说我会分析常庄水库它的泄洪，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是什么时候下的、什么时候开始泄洪的？泄洪的时候最大流量是多少？它和暴雨同时出现的时间是多少？它可能对京广高速地下隧道和地铁的淹水事件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你说王宗店，到底是谁的责任？到底是村政府在规划里规划错的问题呢，还是其他的人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得当地的山丘变成一片光秃秃的山丘，而使得雨下来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吸收暴雨，或者是阻拦的作用。它就像一个光头一样，雨下到你上面全都流下来了，加速这个暴雨的形成。我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分析的。我没有说，你说死了23个人，我说是24个人，我没有这样的资料。我只是从一种技术的角度上来看，它的报告到底是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从我的分析来看，它这个报告的水准就是很差很差。”
《调查报告》把人祸说成天灾
王维洛表示，《调查报告》说：总体是天灾，具体是人祸，是错误的。“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是不支持它这个结论的。报告里面提到了，暴雨是千年一遇的也好，五千年一遇的也好，它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这总体是天灾。因为是雨下的大了，所以就要死人，就有灾难了。我们先顺着这个说法下去。就是说雨下的大的地方，死的人多，雨下的少的地方，死的人少，该是这样的。它的报告里说，下的最大的是鹤壁这个地方。从7月17号到23号，鹤壁这个地区平均下了589毫米的雨，这是下雨下得最大的地方，它死亡的人数是零，一个没死。郑州是第二，下雨量是534毫米，死亡失踪人数是380个人。新乡是第三，是512毫米，死亡人数是10个人。下雨下得最大的，一个人没死，郑州下了第二大的，死380个人，新乡下了第三大的，只死了10个人。所以报告所罗列的数字，它不支持这个天灾的论调。
它讲郑州某一个点，就是国家气象台站测到最大的降雨量是201.9毫米，降雨的时间是20号的16点到17点。我们就把郑州市降雨量最大的这一点作为一个分界线。如果是暴雨造成人员死亡的话，死的人最多的应该是在暴雨发生的时候，或者暴雨发生之后。但是它自己报告上写的，说死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在16点钟之前，甚至在15点钟之前都已经死了。报告上说了，有死在家里的，有死在路上，它就这么告诉你。这个暴雨就是天灾和死人的这个对不起来的，所以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调查报告》一人一段拼凑而成
王维洛博士进一步指出，这个报告就很像中共官方很多报告一样，它是分成很多组，一人写一段拼凑而成。而且，也没有撰写报告人名的落款，更谈不上对报告的内容负责。“它不是有很多很多部组成的嘛，很多人，这个报告你写一段，我写一段，大家最后交上来，这么一拼就是一个报告了。大家一听哇，这个报告那么厚，44页，天呐，认真的读要好几天，读得很累，没人愿意去读。所以大家就是这么想，你看国务院多厉害，它能造谣吗？首先想它不会造谣的。
报告是谁写的？你在这里追查郑州市委书记、郑州市长徐立毅、侯红的责任，就是追查他们的责任，这是对的。但是你首先得说，撰写这个报告的人，你自己承不承担你撰写这个报告的责任？你报告里提供的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不带偏见，所以你必须把你的名字给签上，组长的名字、副组长的名字、专家的，包括那些院士什么的名字，你都应该给公布。
这个是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是这么慎重的一个报告，你告诉我谁写的？不知道是谁写的？你自己都不承担责任，人们能相信你写的东西吗？指责别人的责任是要追责的，你的责任就不追了吗？你自己都不敢承担责任，你怎么让别人承担责任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还有，这个报告44页，必须都有附件的。附上什么呢？附上徐立毅、侯红的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解释，他们对自己责任的承认。你不写在报告里，你得附上。你调查了多少人？你询问了谁？什么时候询问的？你问他问了什么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乃至于最后的死的人，他怎么死的？在哪里死的？你统计是可以的，但是你最后得给具体的数字的。所以你必须要有附录的，不是就是你这么一个报告。我们不是中央领导干部，听你几句话就行了，我们要看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它是不合格的这么一个东西。”
《调查报告》直接撇清河南省政府责任
王维洛还举例提到，《调查报告》的内容它是先入为主，毫不隐讳的直接撇清对一些部门官员的追责。“我们如果说到内容的话，那常庄水库的无预警泄洪，就是郑州洪灾里很主要的一个因素。你怎么可能不调查呢？你怎么能够把河南省作为你调查组的副组长来任命呢？你一开始就把河南省的省委的和省政府的责任给撇掉了，你这里只追查了郑州市委的责任，而不提这个河南省和河南省委的责任。而且在报告里用了整整一页的篇幅说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做得怎么好……你是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大家仔细去查看一下，讲到常庄水库泄洪的事情。这个报告上说了，郑州市委三个领导，市委书记、市长和一个副市长，当时都在常庄水库的现场。你们都挤到那边去了，总指挥部没人了，这是你们的一个缺陷。但是报告为什么不提当时在常庄水库上，还有一个人的级别，比徐立毅的级别更高，这就是河南省省长王凯，他当时在现场。报告说得很清楚，下泄洪命令的是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你怎么不去追查河南省委、省政府的责任呢？
河南郑州的死亡人数所有的灾情报告会，都是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组织发布的。这个权限不在郑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手里，你怎么不说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瞒报、不报的这个责任呢？所以它这是先入为主的，就已经把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责任给它撇开了。”
报告没有提水库溃坝？习近平也被骗了吗？
据中共新华社报道，中共习近平，在2021年郑州洪水的第二天7月21日对洪灾做出指示，其中提到几座水库溃坝。王维洛对此指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7月20号发生地铁死人的事件，隧道死人的事件。21号早晨9九点钟的时候，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做出了指示，讲河南发生了暴雨，出现了城市内涝问题，河流出现了洪水，有几座水库溃坝，造成了人员重大损失。当时应该是习近平往西藏林芝的途中，他做的指示。根据我的理解，习近平他应该掌握最全面的、最完整的资料，他说有几座水库溃坝了，就有几座水库溃坝了。
在8月4号那一天，《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环球时报》的记者说，河南发生了大洪灾是由于几座水库溃坝了，溃坝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溃坝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大坝了中间有孔、有洞，这个孔应该当作裂隙来理解，就证实了习近平说的有几座水库溃坝。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不知道哪一座水库溃坝？我们只能这么想，可能是有溃坝的了，他隐瞒不报。第二，没有水库溃坝，我们这位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上当受骗了。你说哪一个是真的，你只能在两个里面挑一个，你不能黑不说，白不说的就这么过去了，你总得要有个解释。后来到了10月份的时候，山西不是也是大洪水吗，当时无人问津，山西大洪水没人报。后来水利部说习近平最近做了指示了，还是这么几句话，一模一样的，还是拿到7月21号习近平对河南的指示一样。
我现在追查下来，常庄水库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病险水库，已经三次修过了，后来有个郭家嘴水库，它也是个病险水库。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就不能发挥所谓的防洪效益。”
《调查报告》是洗地 死亡人数成谜
王维洛最后表示，这个报告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一个洗地。“它的目的就是我们国务院、我们中国最高的政府机关，我们调查了，写了这么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有权威性的，就是没有错的。我们说郑州死了380个人，就是380个人，不能质疑的。至于别人报道的什么二十七殡仪馆的尸体有多少，山东淄博的来支援你火化的，或者用卡车把尸体拉走的，它也不做出解释。它就说我没看见，我也不知道，它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其实大家齐心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有的人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死了，死在那个地铁里头，他叫什么？你要是直接这么说不好意思的话，你就写篇文章说纪念我的同学某某某，他是一个好人，他7月20号那天坐地铁，死在五号线上，你就这么写一个，那就又多了一个人。
如果大家凑起来的就是14个人，那就证明国务院调查组的那个报告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大家写出来的数字不是14个人，比它更多的话，那就说明那个报告提供的数字是不对的。在别的国家这真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好好去看一看，它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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