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时代下 党让中国人读些什么?(图)

从统一的教科书到凋零的人文社科图书

作者:金笠笙 发表:2022-02-02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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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2022年1月22日,新闻节目播出习近平画面(图片来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2月2日讯】中国很多学校的墙面上,都会贴着前苏联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在这个“世界第一出版大国”里,党规定着“阶梯”只可以通往哪个方向。

欧威尔(George Orwell)名作《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从事着在字典里删除特定词语,反复修改历史以使之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工作。这样的故事眼下正在中国真实发生。无论统一中小学生的教材,垄断意识形态和经典论述,还是限制人文社科书籍出版,避免各种噪音鱼龙混杂,“铁幕”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在“老大哥”习近平登台后,变本加厉进行着。

我和妈妈用积木搭了一个摩天轮

我们用旋转摩天轮的方法

测量每一个面的重量

重的会落在下面

轻的会留在上面

转的时候

摩天轮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又转回去

我知道

它停下来的时候

一定是在思考

到底哪个面比较重

在上海一所小学念三年级的豆豆(化名),在作业里写下了这样一首颇有灵气的诗。他的“80后”妈妈杜云(化名)看了儿子的作品,也是喜出望外,分享给了好几个密友,并得到了不少称赞。

但杜云也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一次向朋友们分享与儿子有关的文字内容时,心情却是充满了愤怒。那是豆豆小一下学期的事情,他正在读语文课本里一篇名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

小学课本里的个人崇拜与血腥

〈吃水不忘挖井人〉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里住过。

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正文后注释说:本文根据〈我们伟大的祖国〉改写,原文刊载于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类似的愤怒,她之后还要经历很多次。随着儿子长大,这些类似于台湾学生当年在国文课本上看到“先总统蒋公小的时候看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不断地在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教科书中出现,像是二年级上的〈朱德的扁担〉、四年级上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四年级下的〈黄继光〉、六年级上的〈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等。这些课文的共同点在于,以中共的领导人或官方定义的“英雄人物”为主角,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崇拜的暗示,不但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而且常与战争相关,内容残酷血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课文都如〈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赤裸裸地对小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大部分课文尚属适合孩子阅读,但在节选和删改之中,也有眉角。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沙晶(化名),有次看到女儿的三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组名为〈昆虫备忘录〉的课文,并注明“本文作者汪曾祺,选作课文时有改动”。已故作家汪曾祺文笔细腻动人,其作品近年在中国颇受推崇。出于好奇,沙晶翻阅了原文,想看看“改动”在哪里,竟然发现其中第二篇介绍瓢虫的〈花大姐〉中,作者原本写着:

⋯⋯瓢虫是做得最精致的昆虫。

“做”的?谁做的?

上帝。

上帝?

因为出现了“上帝”二字,由此以降的一大段,在选入教材时,都被删除了。

中共党章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特性,在党国体制之下,不可能容许“上帝”被写进教科书。“对比一下竟然发现了这样的玄机,”沙晶说,“不过也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机会提醒孩子:光看教材是不够的,看书一定要看原文。”

“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对豆豆说,不要迷信教科书,不要迷信老师。但又会担心他童言无忌,在学校公然讲这些话。也想过要不要教他区分场合,有些话只能在家说,不能在学校或者别的地方说,但这又是在教他两面三刀,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拥有中国某名校文学硕士学位的杜云说,作为“对抗”,自己只能鼓励儿子多阅读课外书籍,抱持好奇心和质疑精神,才能写出“摩天轮”这样有童趣的文字。

“难以想像,21世纪都已经20几年了,中国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已经非常进步了,我们的孩子却在念着1951年党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30年前,我们小时候都不会去读的老掉牙的课文。”

全中国统一教授部编教材,文史政意识形态高度集中

其实,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就持续有调整语文教材内容、避免其沦为“政治课本”的声音,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讨论。因为这些呼吁,也推动了教材内容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国家领导人和“英雄人物”有关的课文逐步减少。“去政治化”的同时,语文教材也加强了文学性,增加适合学生阅读与提升中文能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但这个在1990年末与2000年初的趋势,在进入“十三五”后,发生了极大的反转。2019年5月14日,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要求从当年9月起,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思想与法治(即政治)等课程,必须全国统一使用所谓“部编教材”。普通高中的三科统编教材已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覆盖20个省区市,2022年预计将实现所有省分“全覆盖”。

于方(化名)是一家省级“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说到这套自己和学生们使用了两年的部编教材,她脱口而出:“最大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几乎每学期的第一课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章,包括〈沁园春・长沙〉等,有一种文革时期读‘老三篇’和‘红宝书’的感觉。”

此前的几十年时间里,编写、选择教科书的权力至少下放到省,各省所用的教材均不尽相同,比如北京等地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人教版)”,江苏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苏教版)”,上海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华师大版)”等。有些省分还有多套不同的教材,只要能够对接高考,学校甚至有自行决定使用何种教材的权力。现在这套全国统一后的语文教材,虽然仍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于方将之称为“更变态的人教版”,对比编者名单,也和以前的“人教版”有所不同。

“相比意识形态,我觉得语文课文最重要的是文学性、思想性,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有些写得也很好,未必不可以作为课文。至于意识形态任何文章都难免会有,哪怕你读韩愈的文章,也可以说有某种意识形态。但选择语文课本的标准仅仅是‘政治正确’的结果是,大部分课文文学性不佳,逻辑性不强,缺乏思想深度,也不能帮同学拓展视野。”于方供职的学校,入校的标准约为所在地区中考前1%的学生,为了课程内容适合整体水平较高的学生,老师必须在课堂上增加补充阅读的内容,“但即便是普通学校的高中生,也不应该念这种扫盲班程度的课文吧。”

“所以拿到这套教材之后,很多语文老师的第一反应是‘骂’,然后想到的是到底该怎么教?”于方上中学的年代,在她所供职的学校里,语文课本选了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老师通常会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就直接跳过了,“但相比现在的教材课本那些作为政治人物的作者,李瑞环已经绝对算是开明派了,大概文笔也比他们好很多。”

同时也是文学博士候选人的于方表示:“以前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少。比如语文课本中选入了一篇课文〈春天的故事〉,是一首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歌曲,歌词为‘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般老师会让学生把整篇文章读一遍,这一篇课文就算上过了。遭遇更多质量不尽人意的课文之后,很多老师只能把这样的办法发扬光大。”她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别人诟病:“这个老师上课怎么都不讲政治?”

唯一让这些一线语文教师感到庆幸的是,“至少考试的时候,并不会考这些乱七八糟的课文──因为那些出考题的人,也不知道这样的课文里面有什么知识点可以考察。”

但相比于语文,与实际形势关系更紧密的历史、政治教材就没有这样“幸运”了。2017年12月审定、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的部编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将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改成了〈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于方说,如果在历史高考中出现了相关的题目,学生的回答必须是“十年艰辛探索”,若写“文化大革命”或者“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其结果注定只会被打上一个红色的大叉。

教科书外的世界:限缩图书总量、加强出版审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保持在20万种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出版大国”。面对浩如烟海的新书,中共当局当然也无能力逐一审查。事实上,早在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中即指出:

“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书籍内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后审查”。但教科书是一个特例,因为承担着形塑青少年“三观”的重任,每一册都会特别受到审查。2019年3月,中国开始实施“图书质量审查”。“这两三年来,这种质量审查的范围加大了,除了教材之外,社科类图书也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会以大约10%的比例被抽取,进行质量审查,”在一家国营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的胡晓(化名)透露,审查非常严格,之前自己所在出版社的项目中,甚至遇到过索引页码标注错误,被挑出来的情况。按照中国原新闻出版总署2004年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也让胡晓不得不进行一些技术性处理,比如她近期处理关于空间的文化研究、社会分析的书籍,以往的惯例是申请社科类书号,现在她要求部属申报时全部改成科技类,以躲过极其费时费力的审查。“麻烦还只是一方面,如果审查被判定为不合格,真的会缩减下一年给我们的书号总量。”

去年6月,一篇名为〈再出重拳,严控出版品质,出书更难了!〉的网络文章流传甚广,上头写着:

“2020年,有关部门再度出手,严控出版品质⋯⋯如果被新闻总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图书,该出版社的书号供应量会递减15~30%。”

胡晓表示,上述说法基本属实。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出版进行控制的手段,除了加强审查之外,就是开始限缩总量。从2017年开始,中国全年出版的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之后几年,新书缩减情况一直持续。

这背后除了纸品价格上涨、部分印刷厂关停等影响,最主要的还是政策。2019年即有相关文章指出:

“从2017年起,国家对出版选题、出版品质等控制得特别严格,是20年来最严格的。内容敏感、问题复杂,尤其是属于国家重大题材的书稿,审稿周期长,出版难度大。”

曾长期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现在一家民营图书出版公司担任主管的杨蓦(化名)透露:“比如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出版社,原来每年的‘额度’是200个书号,如果用完了还是可以再去申请。但现在规定变了,可能就只给你150个书号,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两年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10月左右出版社把书号用完了,还没出的书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请书号。”

不能使用的“极限词汇”,和“虚无”的问题书籍

“最近又有新的招数来折腾我们,”长期担任人文类书籍编辑的秦翰(化名)指出,2021年官方又以严格执行《广告法》为名,严查书籍封面和内容中“极限词”的使用,“不但‘第一’、‘首个’、‘世界级’等不能随便使用,对于国家领导人、地图、民族宗教问题等,也都要求得更加严格。以往这方面的要求主要用在报纸的管理上,现在把对书籍的要求提升到了和媒体差不多的程度。”

“这其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对港澳台、新疆、西藏、内蒙古相关的,都查得很严格,说明了政府关注的重点,”杨蓦感慨,“出版本来就已经不赚钱了,我真的觉得这样管下去,整个行业要完蛋了。”

与严控图书出版一体两面的,是愈来愈频繁地查禁“问题书籍”。

在中国统称为“禁书”的官方行为,其实包括了一系列程度相差极大的措施:最轻微的甚至并不下架,只是禁止再版;再严重一些的,可以禁止其在实体店和主要网络平台(包括京东、当当、中国图书网等)销售,但在淘宝和中国最主要的二手书网络交易平台──孔夫子网等地方,依然可以买到,只是价格已经涨到了数倍于定价的程度。最严重的,则不仅实体书店禁售,而且网络上几乎完全找不到该书讯息,仿佛不曾存在过;主管部门还会要求出版社将未售出的书籍从各通路全数召回、集中销毁。最最严重的情况下,出版了该“问题书籍”的出版社,会受到处罚,责任编辑和主管都可能被“处理”。

进入2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事件发生在2007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禁止发行章诒和《伶人往事》、胡发云《如焉@sars.come》等8本内容“越线”的书籍。此事被曝出后,曾引起了不小风波。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邬书林连连否认“禁书”之事,主管部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低调行事。

如今看来,当时措施算是相当“温柔”。很长一段时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仍能在书店甚至书展购买,网上价格也是平价,读书网站上的条目都完好无损。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出版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进行,不时有“尺度”较大作品出现,因为并未被事后追责,出版社的胆子也渐渐大了。直到2016年出现又一次转捩点。

当年5月,广西检察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2年多后,何林夏被判刑10年。

此前数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不少品质甚佳的书籍,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让该出版社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当时在该出版社任职的查勤(化名)透露,“出事”时间其实早在2015年11月,“因为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讲动迁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还涉及到了已经倒台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另一本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的遗着《历史学的境界》。高华是‘名单’上的人,他的书是不可以出版的。”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广西师大的书都被严查。”刘瑞琳被撤职,何林夏被抓,这家风光一时的出版社也渐渐暗淡了下去。

同样是在2016年,大批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书籍被禁。一份网络名单显示,这一批疑似被禁的共20多本书,包括多本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台湾译为索忍尼辛)传记、古拉格群岛(指苏联时期的“劳改营”)相关书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两本回忆录,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台湾译为亚历塞维奇)的一些作品,也因传言被禁,售价一度涨到人民币三位数。其背景或可追溯到2013年,刚刚上台不久的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刻记取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并唏嘘苏共“亡党亡国”时,偌大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

一位出版社编辑透露:“其中有几本是我们社出的,当时的要求不仅是下架,而且所有书都要回收、销毁。那两本书网上的售价已经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买,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答应了。结果竟然连员工都不许卖,只能全部捣成纸浆。”

更令人震惊的是,曾接连有网友在中国最权威的读书网站豆瓣发文称,自己因在网上买了《古拉格之恋》等书,招致员警上门,要求交出书籍,书的卖家更传被立案侦查。

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临近,习近平和中共再次高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称:“一些人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诋毁党的领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2013年,中共内部传达的言论管控政策“七不讲”,其中之一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所有和中共官方口径的“四史”不同的历史研究、文学作品,都可能被扣上“虚无”的大帽子,而遭到封杀。疫情中被“小粉红”指责为“阴阳怪气”的武汉作家方方,根据“土地改革运动”真实故事创作的小说《软埋》,曾于201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如今,这本书的简体版在网络上根本搜寻不到。今年5月,豆瓣网站上不但删除了持解构“中华民族”观点的历史作者刘仲敬的全部作品,搜索他的名字甚至会出现一行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美国人文书书号难申请,引进台港作者要审“错误言论”、“查三代”

严苛管制之下,中国本土作者的创作也受到了影响,新书之中的佳作,大多来自境外作者。以豆瓣每年发布的读书榜单来看,2019年的十大“高分图书”中,作者为中国籍的只有2本,2020年则仅1本。更显讽刺的是,2018年,该网站评出的最佳中国文学作品出自两位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天长地久》(非小说类)和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类)。

但对出版社来说,引进版权也存在着不小的风险。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两国在各领域针锋相对,2019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陆续接到上级的最新指示:美国籍作者的书要延迟出版。按近年新闻出版系统惯例,新规口头传达,没有白纸黑字。

由此引发业内一系列效应,像有些编辑以往主做美国书的版权引进,一时全无业绩,只能另辟战场。也有人引进的多本美版书迟迟无法出版,受到外方压力,却也无可奈何。

主要负责引进版书籍的杨蓦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版图书的引进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也不是所有美国作者的书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还可以出,但我们主要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国也对个别海外引进版权的书采取过“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门认为内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传等做法处理,对国外出版社有交代,避免对方感觉到背后的“政治操作”。

杨蓦的同事沙晶一直关注港台作者,以前也常向那里的朋友打听新书动向,希望找到好题材,引进到中国市场。不过现在,即便港台友人提供资讯,她也只无奈回复:“暂时不引进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要出书,如果作者是台湾人、香港人,简直是‘查三代’,光额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张,但就算填了也不见得就能批下来。”

杨蓦说,一些合作的出版社明确告诉他们,目前不接受港台作者的书。“可能主管部门订了一份‘名单’,包括作词人林夕之类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无疑都在上面。”

沙晶则补充道:“而且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议题,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么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业内人士认为,对美籍、港台作者的限制,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事后审查”制度,尽管这样的事先审查,甚至并非内容审查,而是身分、国籍审查。但事实上,作为境外人士的作者们,只要还健在,不论国籍,其“不可控”风险都是存在的。COVID-19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尤萨(Mario Vargas Llosa)将之称为“中国病毒(China virus)”,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资讯,导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书随即也遭抵制和下架。

安全又赚钱的“红书”,也不是人人够格出

无论教科书、人文社科书籍,中国出版市场看似已哀鸿遍野。有没有哪个领域是“逆势”红火的呢?几乎所有受访的业内人士都会脱口而出:“红书”,或者“党建书籍”。

“光我们所属的省级出版集团,这样的‘红书’,今年至少印了50万册,”从编辑转行到书店工作的查勤透露,“党建类书籍销量榜前几位,基本都是‘大大’(指习近平)的书,销量肯定都是百万级别的。尤其党史学习‘四件套’,包括《中国共产党简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署名习近平着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绝对是千万级别的,理论上要求党员人手一套,非党员的干部,一般单位也会发给他们。”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中共党员共计9191.4万人。

习近平2007年卸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不久出版的《之江新语》(“之江”是浙江的别称)一书,至今已再版了16、7次之多。那些有国企背景的书店里,通常会设置一个习近平著作和其他党建书籍的专柜,装饰得金碧辉煌。《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卷)》、《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之类的书籍,摆得满满当当。

但是,也有身在中国的“书虫”告诉《报导者》,在这些“伟光正”专柜前驻足的人并不多,民营书店里,大多不会摆设这样的专柜。查勤说,其实习近平著作等书籍的销售,主要还是通过企业等团体采购,至于分发之后,拿到的人有多少会看,恐也无人知晓。

而在以使用者评分为最大亮点的豆瓣上,这些书籍悉数被设置为“禁评”──无论评分,或是评论。

“卖了这么多书,该有多少版税收入啊?上亿人民币?”一位编辑自问自答,“可惜,那是机密,我们无法知道。”

杨蓦则分享了一个特别的故事,关于自己从国营出版社离职的原因。“和原来出版社的老板相处了多年,直到最后图穷匕见,逼着我编一本和习近平有关的书,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党棍。这件事一度让我非常痛苦。但最后呢?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出版社资格不够,不配出习近平的书。”

知道那个结果的时候,他想起了鲁迅的话:“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原文链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报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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