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四兄弟：曾国藩、曾国华、曾国荃与曾国葆。（图片来源：Huangdan2060／维基百科）
清代晚期风雨飘摇，灾异不断。让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与徒弟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国藩感叹身在乱世，实为不幸。不过，这一位面对欺辱、毁谤、功名与诱惑，能战战兢兢遵循传统，勤谨修身，并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成为功高震主的重臣的曾国藩，为什么会喜欢北宋书法家蔡襄的“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一句话呢？我们撷取曾国藩家书、日记及史稿，从修身思想、治家智慧等多种层面，呈现曾国藩秉承的传统价值观，为读者再现遗忘的精华传统。
清军常年与太平军战争，导致百姓饥馑，民不安生。当战局扭转，清军接连反败为胜，曾国藩总督的军队开始在辖区内发放米票，赈济百姓。百姓凭米票换取救济粮。然而当米票回收后，曾国藩发现竟然多了二千三百多张假票。在如此艰难的时局下，地方官员竟敢公开造假，与民夺利。他直叹：“人心之坏，殊可痛恨。”
久经官场，目睹风云，曾国藩对人心人性也了解得愈加透彻。身处功利官场，他更希望自己和弟弟们能兢兢业业，做一个不问功名的“劳谦君子”。
曾氏兄弟同在官场，难免观点不同，政见不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志向兴趣不同。曾国藩家书中曾说曾国荃比较外放，接近于春夏发舒之气；自己比较内敛，接近于秋冬收啬之气。曾国荃认为有了抒发才有生机和旺盛。曾国藩的意思则是凡事有收啬，才能促成生机和厚实。因此，他平日很喜欢古人说的一句话“花未全开月未圆”，觉得那是惜福之道，保泰之法。
“花未全开月未圆”出自北宋名臣蔡襄（1012年－1067年）诗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全诗曰：
花未全开月未圆，看（一作寻）花待月思依然。
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原诗见于北宋书法家蔡襄《山堂诗帖》）
大意是说，当花儿全部盛开，那就意味着开始凋谢了；当月亮满盘后，就要开始残缺了。然而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之时，会使人心有所期待、有所向往。虽然明知花月无情，还自作多情岂不是更加可怜。曾国藩欣赏这句“花未全开月未圆”，或许言外之意，人生也是如此。当达到巅峰后，接着就要开始下滑了。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兄弟二人，一个主张抒发，犹如花儿完美盛开；一个主张收啬，犹如花苞静待绽放。观点不同，处世态度也不同，曾国荃一度对兄长颇有怨言，兄弟不和的传闻也日益甚嚣。曾国荃经常抱怨，他看到听到了一些不满意的事，但又压在心里，不明说到底是哪些事？曾国藩开导他，如果是与兄长意见不合，尽可敞开胸怀说明，不必忧郁自抑。
自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布署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战，他把主要进攻的重任交给了曾国荃。凡是曾国荃率领的军营索要银钱、军械等事，曾国藩每次都会加以节制，也正是借鉴“花未全开月末圆”的意思。但是每当到了至关危机之时，曾国藩救焚拯溺，往往出手非常慷慨。他知道，因为没有满足弟弟索要军饷、武器诸事，所以弟弟心生怨气，愤愤不平。所以主动说破了弟弟心中的郁结，希望他不要抑郁，再心生疑虑。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曾国荃作为一员悍将，为保大清江山，立下诸多战功。曾国藩对曾国荃等人说：“我们现在办理军务，正是处于功利场中，应当时刻保持勤谨。”他一连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像农夫一样努力地耕种，像商贾一样追求盈利，像背纤的船工辛苦地在上滩拉纤。如此辛苦地营生，白天劳心劳力，夜晚劳思劳神，为的就是求得一个好结果。曾国藩叫人刻了一枚“劳谦君子”印章，送给曾国荃。同年四月，曾国荃写信向兄长诉苦，“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这些难处具体指哪些，在书信中并没有提及。但从曾国藩的回复看，曾国荃这十个字也说到了他的心里。或许因他们大权擅专，引起他人忌惮。所以曾国藩主张分放权力，将总督官位交出去，另外选拔大员担任。他希望兄弟们能保持兢兢业业，将来如果遇到适合的机会，便立刻抽身引退，也许这样可以善始善终，以免蹈大灾大祸！
清军围攻金陵伤亡惨重，仍然没能攻克金陵。加之军饷奇缺，诸事不顺，曾国藩温郁成疾，他的弟弟曾国荃身为主将，更是心血久亏，甚是劳苦。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的信中，曾国藩安慰曾国荃：“ 自古以来，凡是出现大的战争，大的事业，人的谋略只占十分之三，而天意占到十分之七。往往劳累日久的人，不就是成名之人吗？成名之人，不就是享福之人吗？”曾国荃率领清军收复了武汉、九江、安庆等地，曾国藩认为：“积劳之人就是成名之人，从天意来看，自然十分公道的事。然而，不可以依仗这一点。我们兄弟在‘积劳’二字上多下些功夫，‘成名’两字不必去问；‘享福’两字，更不必去问。”他认为只要下足了功夫，不必去问功名，自然会水到渠成。
时局艰难，军务繁琐，曾国藩每日仍然坚持披阅诗词古文，阅读一卷经史，并分四条编记，分别是：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这四条涉及修身养性，慎取、自许、反躬，遇到挫折不去责怪他人，而是先找出自己的问题，加以修正。
清军攻克金陵，曾国藩感叹这实在是“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虽然其弟曾国荃屡建奇功，他却认为是“全凭天意主张”。曾国藩说：“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曾国荃攻克了金陵，肃清了江苏全境，曾氏兄弟为清廷除掉了心腹大患。曾国藩认为，此时此刻，只应该敬畏上天，认知天命，不能埋怨上天，归咎他人。
当曾国藩和兄弟为社稷立下奇功，他有功不居，反而上疏恳求开缺，或请求削除封爵，尽可能把功勋归于同僚或属下。曾国藩在人生功业的巅峰，著作了《求阙斋读书录》。他一生严于责己，反省己身求阙不断。直到生命的最终，他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应有尽有。在浑噩的世俗，那朵未全开的花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历经百年长久不败。
（参考资料：《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全集》（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