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迫害关押5年，上海音乐学院校长贺绿汀忽然被释放。图为位于上海音乐学院内的贺绿汀雕像。（David290/wiki/CC BY 4.0）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花岗岩脑袋”
1966年6月8日清晨7时，贺绿汀和往常一样，边吃早饭边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突然，他停住了筷子。广播里传出刺耳的声音：“今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登重要文章——《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贺绿汀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加以驳斥。这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对他的批斗范围也从上海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贺绿汀跟我谈起了一次“有趣”经历。
那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他被勒令跪在台上。学校里的造反派深知他是“花岗石脑袋”，为了避免在会场上遭到他的反驳，事先商定不对他问话。他跪在那里，开始走神。明亮的灯光照在舞台地板上，那地板的木纹引起了他的兴趣，学过美术的他琢磨着各种木纹的形象：这像一条龙，那像狗，像猫，像云彩……对耳边的批判声和口号声充耳不闻。几小时过去，直到主持者大喊“把贺绿汀押下去”，他还一动不动跪在那里潜心研究“木纹美术”。
每批斗一次，贺绿汀就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护。根据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给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他一年中写了50多份、20多万字的“反扑翻案书”。市革委会当即决定对他进行新式的电视批斗。
1968年3月13日，召开了全市第一次电视批斗大会。
造反派问：“贺绿汀，你为什么在1963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贺绿汀答：“姚文元当时还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都在，到底谁对谁错，大家可以看嘛！”
“贺绿汀你交待，你说过过去挨了日本人打，后来遭到国民党的打，现在挨红卫兵的打吗？”
“在今天开会前，红卫兵不是还在打我吗？”
“贺绿汀你交待，‘我是不会屈服的这句话说过没有？’”
“说过，说过多次！”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在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
会场顿时大乱。
批斗会后不久，贺绿汀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正式逮捕，亲属都被打成“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的成员。
二女儿贺晓秋已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本来要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作曲，受他牵连，被定为“反动学生”，关进隔离室。4月4日，她作为“贺绿汀翻案集团”的“骨干”，受到严厉的审问。她像父亲一样不屈服，面对审讯者，她说：“对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愿意想通！”4月6日深夜，贺晓秋开煤气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月25日，第二次“打贺电视斗争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
这一次，批斗大会又成了贺绿汀的舞台。于会咏说：“贺绿汀，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贺绿汀大声说：“我没有罪！”对方说：你反对毛主席；他说：我歌颂毛主席。对方说：你翻案；他说：你们才是翻案。对方说：你反革命！他说：这是诬陷，造谣可耻！
戴着“红袖标”的彪形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动武，就从后头拧他反剪着的双臂，他痛极倒地，但很快又从地上爬起来抢回话筒。“红袖标”再夺开话筒，他又抢回话筒……
信号被掐，电视荧光屏一片雪花。
突如其来的解放
1973年1月24日，离新年只有10天了。贺绿汀的夫人姜瑞芝在冷冷清清的家中枯坐着，耳朵里塞着小半导体收音机的耳塞。
突然，有人敲门。来者说：“请你马上跟我到学校去，领导找你谈话。”
姜瑞芝心中一阵紧张。在那种年月，每逢过年过节，要对“牛鬼蛇神”进行训话。她赶紧拿起毛泽东语录本，以便接受批斗。
一出门，她愣住了。门口竟停着一辆小轿车，要接她去学校！在“文革”前，这并不稀奇，但自从贺绿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以来，她见过的只有囚车。
轿车驶进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党委办公室的会议桌两侧早已坐满了人。上首空着一把椅子，居然是留着给她的。她的小女儿也被叫来了。
沉默片刻后，“专案组”头头终于发话了：“自从1968年逮捕贺绿汀以来，已经5年了。经过5年来的审查，贺绿汀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根据贺绿汀的历史表现，我们决定解放贺绿汀。但是，贺绿汀解放了，并不等于他没有错误。他还必须继续交代自己的问题。”
姜瑞芝告诉我，当时她感到非常突然，心想真是天开眼了。
傍晚，门口响起喇叭声，一辆小轿车停在那里。姜瑞芝和女儿、女婿奔了出来。从轿车上下来的，正是阔别5载的贺绿汀！他面目憔悴，一身破棉衣，一条破围巾，毛线衣散了的线头露在棉衣袖口外面。
回到家里，他一个一个问起家人的近况。当他问起怎么没见到二女儿时，小女儿立即搪塞道：“二姐分配在桂林歌舞团。”“喔，在桂林。”他喃喃道。过了半晌，他又问：“你们知道我这次为什么给放出来？”对于这个问题，谁也答不出来。
两天之后，一位远客造访，谜底才揭晓。
这位远客乃贺绿汀的三哥——贵阳市副市长贺培真。贺培真当年曾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一同闹革命。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陈毅、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很熟悉。1935年，贺培真作词、贺绿汀谱曲的《西湖春晓》，作为电影《船家女》插曲由百代公司灌制唱片，传唱四方。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讬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
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贺培真来访时，家人实在瞒不住，便请他说出了关于贺晓秋的实情。贺绿汀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1979年1月，贺绿汀被再次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1988年，十届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有关部门邀请在沪政协常委座谈，85岁的贺绿汀在会上发言：“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动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协常委，一退到底。政协不能尽让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动的人来干，要让能干实事的人来干。我不能尸位素餐。去北京开会我是最后一次啦。”
历尽沧桑，贺绿汀垂垂老矣。谈起音乐，他说：“音乐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从心中流出来的。作曲家只有自己感动不已，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感动别人。纸扎的花，是没有生命力的。”
屋里放着他所绘的两幅风景画。
1965年，他在钱塘江畔画了一幅小景，铅云低垂，遮天盖水，一片萧瑟。1985年5月，他在湛江边又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朝霞斑斓，云轻如锦，取名《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