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死了，刘万泉又叫了个医生来给尸体开膛剖肚，寻找国民党留给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照相机。（网络图片）
一代黄梅戏天后七仙女严凤英在文革时熬不住自杀死了，刘万泉又叫了个医生来给尸体开膛剖肚，寻找国民党留给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照相机。医生当众将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用小斧头从咽下砍起……惨不忍睹，世间怎有这样的畜生？
一代黄梅戏天后严凤英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三名三高”、“黑线人物”，惨遭迫害，也是挨过了文革最初的急风暴雨，但到军代表进驻，清理阶级队伍时终于过不去了，遂于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
其实，严凤英在被发现服药自杀时人还并没有死，如果及时抢救的话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在将死未死之际，军代表刘万泉毫无抓紧时间送医院救人的心思，而是抓紧时间对她进行了最后的现场批斗，逼迫早已不能说话的严凤英交代罪行。
及至人死了，刘又叫了个医生来给尸体开膛剖肚，寻找国民党留给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照相机。
刘及剧团的领导们说：严凤英之死还有不少问题，有人揭发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才自杀的，所以要剖开肚皮，检查她肚皮里的特务工具。
那个医生最初也是抗拒的，他说他只会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我没学过，那是法医的事。刘万泉张口就骂：你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于是，这个医生害怕了，找来一把医用的小斧头，开始当众剖尸。
红梅剧团当时有四个人在现场监视着这个全过程：一个“屁派”的造反派男头头与一个“积（好）派”的女造反派头头分站两边，上方站着革命干部，下方站着军代表刘万泉。
医生当众将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用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左一斧右一斧地一根肋骨一根肋骨的砍，将内脏拉出来。在胸部没有找到发报机，继续再往腹部找，掀开肚皮，肠子也翻过来，结果只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其他什么也没有。
即便如此，革命到底的军代表刘万泉仍然不死心，下令继续“深挖”。
当最后一斧劈开了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尿喷了出来。刘这才罢手了。
刘万泉望着严凤英支碎的尸体，悻悻的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你说他在这样的时刻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奇怪吧？太奇怪了！
其实，他的潜台词是：我没看过你的戏，但我看到了你的裸体！什么七仙女，不也是有屎有尿的吗！
刘万泉与严凤英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但是他早知她的芳名，内心艳慕无比，巴不得有亲近甚至亲泽的机会，但像他这样的一个大兵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呢？于是就不平。这种阴暗的心理折磨了他不少年，他的人性就扭曲了，在文革中恰恰得到了发展、暴露的机会。
笔者一向认为文革不完全是那些“幼稚”、“纯真”、“真诚”地跟伟大领袖干革命的青少年的大舞台，而是各色人众都在各演各的戏，什么阶段演什么戏。所谓“幼稚”的人也许一开始也是“幼稚”的，但这些“幼稚”的人也是喝“狼奶”长大的，他们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已经被种植了兽性的基因，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在演真诚革命的戏，其实他们从一开始起人性就已经扭曲了，演着演着“人性”就越发扭曲了；疯狂的人在演疯狂的戏，演着演着疯狂必然走向残暴，残暴必然走向极致。
至今还有人说文革是大民主的交响乐，真不知何从谈起。
文革是人性扭曲者表演扭曲人性的大舞台，是变态人在演变态的戏，是刽子手在演刽子手的戏。
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刘供认不讳，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也不假，但具体执行也是千差万异的，毕竟谁也没有下过砍“尿泡”的命令啊！
“砍尿泡”这在文革中也许是唯一的，下这个命令的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词）的军代表刘万泉，受者是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把家还”的黄梅戏天后。
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凤英或许就是文革遭遇中最惨的；刘万泉就是文革打手最为凶残的。
文革中，一些军代表，一些专案组，往往就由这样一些“衣冠禽兽”占着。当然也不能“打击一大片”，即使是专案组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原本也不是衣冠禽兽，只是当了这个军代表，进了这个专案组，这个绝大多数人中的少数人就慢慢的慢慢的变成衣冠禽兽了。因为有政治大气候管着，这少数的“衣冠禽兽”生逢其时，如鱼得水，小狗掉在粪缸里，文革成了他们为所欲为，发泄兽性的“狂欢节”。具体到每一个单位上，每一个专案组，每一个造反派组织，这些“衣冠禽兽”虽然少，然而起主导的作用却只能是他们。
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虽然有绝大多数人，天良未灭，良心犹在，不做坏事，或少做坏事，但这些人总是为主流文革所不容，逐渐被淘汰出局，或也沦为新的革命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