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18日中国境内排队进行核酸测试的人群。（图片来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9月15日讯】（看中国记者古望琴编译/综合报导）美国《外交杂志》撰文称，中共的大规模动员战略可能会有惊人的COVID-19清零效果，但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因为动员从来都不是万能的。
《外交杂志》14日的文章指出，COVID-19疫情在武汉初步爆发后，中国成功实施了全国封锁，控制了病毒在境内的传播。中国政府将这种长时间的COVID-19新病例清零，归功于“共产党的惊人领导”，并声称中国制度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具有“制度优势”。
中国遏制COVID-19的政策核心逻辑是“清零”，做法是关闭边境减少外国输入病例；封锁任何有新冠病例的社区，阻断大规模传播。然而，清零政策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努力。人们看到，数以千计的医务工作者24小时轮班工作，在72小时内为武汉市的1100万居民完成了核酸检测；众多的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党员干部，通过街头巡逻、定期家访、向民众分发食物和其它日常用品等方式实施封锁；普通人也忍受着巨大的牺牲，支持清零政策；整体的代价是失去个人的自由和收入。
实际上，实施清零政策的关键，是共产党动员动员群众的能力，这种能力早已根植在中共的列宁主义身份和历史中。列宁主义指的是从上到下，逐级延伸的系统。中共拥有超过9500万名党员和480万个各级党委，是中国唯一深入社会基层的组织。这还没有算上国有企业、学校、医院，以及其它在中共控制之下的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它们也能为共产党的全民动员贡献一份力量。
中共在历史上一直把这种群众动员，当作“秘密武器”，代表作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发展的群众路线。后来，群众路线成为中共在1949年窃国的杀手锏之一。1949年后，无论是1949年至1956年的社会转型，1958年至1961年的钢铁和粮食生产，还是1998年和2008年的抗击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继续严重依赖群众动员来实现党的目标。
在2020年春季中国控制了全国性的Covid-19爆发后，中国境内只有几次规模比较小的疫情。不变的是，北京政府仍然继续执行清零政策一直到现在；可是原本在全国性病毒爆发期间支持共产党封锁政策的居民们，他们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已经站出来反抗封锁了。
在2021年夏季的疫情爆发中，扬州某社区的数百名居民，抗议政府对他们的三周社区封锁。政府管理的供应品交付系统的失败也引发了骚乱，许多居民抱怨说，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食物、卫生用品和其它日常必需品。等到最后能买到食品的时候，蔬菜的价格不仅高于市场价而且已经腐烂。
对供货不足的愤怒和对封锁的挫败感，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不能找到用和平手段表达不满的情况下，居民们决定组织一次抗议活动。在骚乱中，居民们在小区门口高喊“结束封锁”；几个激进分子甚至试图用武力打破门口的检查站。
那么，为什么清零政策开始适得其反？是什么因素让群众动员走向失败的呢？
成功的群众动员的关键，是为所有的动员参与者塑造一个共同目标。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这一直是中共的一个关键着力点。毛泽东的动员工作的中心，是利用意识形态的灌输来鼓励群众参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宣传机器让人们相信，动员群众符合民众的利益。习近平政权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重点是宣传抗击疫情符合所有人的利益，Covid-19是国家紧急事件，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最大的敌人。
北京政府成功的以围剿的心态号召了人民，而民众也理解病毒疫情的严重性，特别是那些对2003年SARS爆发记忆犹新的人们。因此，人民支持北京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的遏制病毒流行，相信“清零”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时，欧洲和美国的死亡人数激增，和中国的病例数下降之间的对比，进一步让人们相信，严格执行封锁是遏制病毒爆发的唯一途径。人们于是为了这个更大的事业，放弃了他们的自由和收入。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呆在家里，就是在为“抗击大流行病的人民战争”做贡献。这种参与感和自豪感，帮助民众遵守了清零政策。
然而，随着大流行病的蔓延，政府发现在官员和人民之间形成共同的目标，赢得民众对清零政策的继续支持，变得越来越难了。人们开始把其它的问题，比如说，过正常的生活，放在比病毒清零这个共同目标更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民众也意识到了封锁实际上阻碍了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在最初的武汉导致的全国性新冠病毒爆发之后，中国的疫情一直是局部的、小规模的，只有少数城市出现了病例的上升，而且数量极少。面对这些较小的爆发，较小的威胁，人民开始质疑采取极端的清零措施的必要性，比如说，以自由和收入为代价的严厉的封锁和大规模的核酸测试。
后来，扬州出现了大规模检测的聚集，导致的疫情爆发，人们开始认真的质疑清零政策的有效性了。一位扬州居民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清零政策的标志性组成部分，大规模检测活动不正是Covid-19的孵化器吗？后来，中国最有发言权的医学专家张文宏博士公开主张“与病毒共存”，受到了中国网民的支持和批评，引起了关于清零政策的公共辩论。这让争取民众对清零政策的明确支持变得极为困难，北京政府也就很难维持对群众的动员。
同时，民众对官员们腐败和寻租的怀疑，进一步损害了形成共同目标的努力。在扬州的疫情中，附近的市场上明明有新鲜、便宜的蔬菜出售，但官方却要求居民购买政府提供的昂贵而腐烂的蔬菜。与此同时，居民们还质疑地方官员是否在利用送货服务来谋取私利？扬州政府提早解封了政府官员居住的紫金文昌小区，这让扬州居民中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政府提前解除该小区的封锁，是为了让官员的子女能够按时出国留学。不管这些传言是否属实，官员中饱私囊，滥用权力，以牺牲扬州居民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的家人谋取利益，这些所为已经让中共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共同目标的建立，走向了不可能的方向。
正如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约瑟夫·费斯米特（Joseph Fewsmith）所说，美国在危机管理方面没有中国的动员能力，严格执行的清零政策确实显示了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制度性力量；然而，最近的事态发展说明，共产党的动员并不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一个成功的动员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精心构建共同的目标。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忍受牺牲，并为这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然而，长期的群众动员面临着失去这一共同目标的危险，因为不同的参与者开始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共同目标之上。危机期间，人们对政府寻租的看法，进一步恶化了民众的支持。因此，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在开始瓦解，效果也在随之下降。
中国共产党可能认为群众动员是它的秘密武器。然而，它不明白，动员从来都不是万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