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农村积极劳动，却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生命得不到保障。（网络图片）
导读：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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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的话
1978年的10月10日，云南农场一名女知青因为难产不幸猝死，引发云南知青的愤怒。下乡十年，平均年龄30岁，依然集体住在最初简陋的茅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们联名上诉，自发组织请愿团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进。
1978年12月28日，请愿团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因为重重受阻，代表们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羊角凹集体卧轨，他们手挽着手、沉默坚决地坚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云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风潮前11年零4个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长沙知青早他们十几年就一一做过了。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郦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在我们白水公社拍摄的。他指着一座山头上的圳景塔说：“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不就是干革命吗？看，那就是延安塔，冲啊！”
临时组织起来的知青有千多人，导演一声令下，大家就向着“延安塔”跑去……
带有“原罪”的单纯少年，他们特别看重“革命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在大火中烧死的两名女知青就是住在猪栏屋搭建的阁楼上，楼下储备着饲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BaoLuan”，9月初的几天里还只能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BaoLuan”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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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决非偶然。
王伯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伯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扬起鞭/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紧紧地追赶春天……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有些“左”，而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则颇具代表性。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自虐”。
挑担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日记中经常写些勉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严格地上纲上线乃至批判。因着一份真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文革一开始，偏僻小县江永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胆大的直接向省委写信申诉，并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察。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伯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宏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7年新年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伯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伯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