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東京夏季奧運會舉行開幕式。（圖片來源：Fred LeeGetty Images）
中国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今年整整参加了10届。奥运会报道，大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搞了10年。中国青年报是中共国7个中央级党报中的一个，它是怎么样报道奥运会的呢？
我1985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群众工作部，90年代初，群工部撤销，我到体育部继续当记者编辑，十几年搞体育报道。1999年，领导毕熙东和马年华联手把我打成了待岗职工待遇，记者证因为不给继续注册也失效了，但是还是干体育新闻。2005年毕熙东的《青年体育报》倒闭，我继续待岗，2007年我躺平报社大门口，迫使报社的领导给了我工作。但是让我到总编室当校对，这样我给记者编辑和领导改稿子，包括体育部的奥运会报道，不让我写稿子，一直到2017年退休。所以我知道中国青年报如何搞奥运会报道，为大外宣添油加醋，充当共产党的马前卒。
一直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主要是因为没钱，中国青年报都是往前方只派一个记者，要挂名“本报特派记者”。1984年洛杉矶是孙杰，1988年汉城毕熙东，1992年是后来逼死北京大学毕业生王长安的马年华，1996年是只恒文。中国青年报体育部的前身——体育组就出了两个犯罪分子，谭力和王海帆，1990年后提拔为副处级干部，跟着报社秘书长胡庆曙一起在海南倒卖国有土地，3个人被共产党的法院判刑。后来出狱后下落不明。体育组体育部有悠久的犯罪历史，而且人才辈出。
孙杰应该和我同岁，1984年才26岁，但是文字水平高，有文字天赋和想象力。80年代末，中共国女排在南美的秘鲁夺得冠军，中国那时候穷得中央级媒体都派不出随队记者。孙杰在中国女排回到北京，开总结会的时候去了一天采访。之后一天就赶写出了1万字的报告文学《金杯之光》。本报刊登后，新华社全文转载。这是非常少见的。后来进了中学语文课本。这样一个人写奥运会报道绝对错不了。我的意思是有水平，不是说政治上正确。也是帮助共产党欺骗世界人民。1986年他和高干子女，即后来的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的女儿、女编辑杜明明一起睡觉，被杜的丈夫，北京首钢工人报的编辑，一个拳击爱好者打伤，还被告到报社。领导大怒，给与孙杰停职写检查的处分。孙杰后来就辞职去了美国。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毕熙东1984年在后方写了短评《别了，零》，歪曲事实，把许海峰的射击金牌也当成体育主流，踩咕30年代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会的短跑选手刘长春。提出中国人民现在在体育上也站起来了。不学无术，写文章差错百出，语无伦次的他，在孙杰走后得到重用。1988年去汉城采访。那时候，中国记者都很穷，是后方编辑给前方记者打电话，这样只花人民币，不用使外币；前方记者念文字稿，后方编辑录下音，之后再写成文字，交给印刷厂排字车间排字。那天是毕熙东的亲戚、编辑尹家和值班，毕熙东在汉城念稿子，报道滑艇比赛：“汉江两岸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尹家和说：“老毕，我们在北京也看了这个比赛的转播，江边上没有几个观众啊。”毕熙东说：“你就这么写，没事儿。”毕熙东的风格就是胡说八道，颠倒事实混淆黑白。而且他还不喜欢采访，有了什么新闻就写叙事性的评论。2001年，中国男足空前绝后地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他就写了一个近万字的评论。主要是说秦朝的三个将军率兵攻打敌人，为了解决粮草运输，在湖南修建了灵渠。前两个没修成，自杀了，第三个修成了，为了纪念前任也自杀了。这就是三将军墓的故事。毕熙东以此来宣传精神的力量。广西大学的一个教授看了此文给他写信，说灵渠是在我们广西，不在湖南。毕熙东以为秦军没有汽车、飞机，只能打到湖南，不可能跑到广西去，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只好登更正。所以这种人写的奥运会报道也全是胡说八道。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主管体育部的副总编辑周志春是攻打金门失败，死了1万名共军的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婿，他派马年华去了西班牙。马年华每天的发稿量是1万字，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稿子是《完活选手尽撒欢》。说奥运村里面完成了比赛的选手忙着进行性生活，所以避孕套都没有了。
奥运会有28个大项目，各项目还包含许多小项目。比如仅田径就包括短跑，中长跑，跨栏，障碍跑，马拉松，投掷和跳远跳高，撑杆跳。技术特点完全不一样，搞明白要几年时间。体育部一般是6个人，每个人平时负责几个项目，不允许别人插手，因为各项目的推广公司开新闻发布会搞活动，有红包和吃喝玩乐的待遇，这是主管记者的第二份工资，怎么能让别人领取？所以体育记者最多是对自己的那几个项目熟悉。但是出国到了奥运会举办城市，一个人要面对所有的项目，必然不懂，只能装懂。只能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如果写了内行的话，那是瞎猫遇见了死耗子。写外行话是必然的。读者不必大惊小怪。体育记者的专业水平都会低于关心这个项目的一般读者。就是我当体育记者的时候，因为参加过少年体校田径队，在专业自行车队集训过，平时特别喜欢打篮球，所以也只对这几个项目很在行。但是对花样游泳和体操完全陌生。一直没搞明白体操和跳水的那些动作。所以马年华每天写1万字，也是瞎写。
他平时分管的项目是乒乓球和桥牌、围棋国际象棋当然也包括中国象棋。这些项目基本上不是奥运会项目，乒乓球后来才进入了奥运会。他对足球和篮球比较了解，但是那次写篮球报道，说“三秒犯规”如何如何。三秒是违例，不是犯规。违例的后果是球权判给对方。犯规的后果是球权给对方，运动员自己5次或者6次犯规后就被取消比赛资格。如果严重犯规还要剥夺以后的比赛资格数场，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当时在体育部当记者，开业务会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毕熙东说“没所谓”。但是马年华参加了外面搞的足球比赛报道的征文，还获奖了。这就有所谓了。毕熙东主管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因为开展职业化，红包最多，毕熙东不允许别人染指，就质问马年华为什么写足球？马年华说“谁都可以写”。毕熙东就打了马年华胸口一拳。毕熙东1.68米，马年华1.65米，毕熙东很壮，马年华没还手，想去团中央告状。领导不让去，马年华服从了领导，2011年就当了副总编辑。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只恒文去的。他是体育部的老人儿，但是好像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也有混进大学的人，只恒文是军队高级干部的孩子，这时候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报社。他写字很慢，很差，那时候都是用笔写稿子。毕熙东老骂他写字太差。自然写稿子就不行。奥运会每天发稿量那么大，写字慢了更不行。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只恒文那时候就学习了电脑打字。但是那时候电脑速度很慢，只恒文写稿子的脑子也不行，所以到了前方还是写不出多少稿子。但是也还是要派他去，当时虽然毕熙东马年华都是副处级干部，但是报社已经明确毕熙东主持体育部工作了。毕熙东就是老大了，老二就是马年华，只恒文就是老三。共产党干部的手腕之一是老大用老三整老二，不能让老二挤掉自己。就像今天的习近平也是给与老三们很多权力，来限制李克强。所以毕熙东一定要只恒文去亚特兰大。另外，体育部出国采访是论资排辈，报社派人出国是按照级别，提拔副处级前后都要给一次出国的机会。共产党把工作当成了待遇！
国内政治部副主任，副处级干部杨浪曾经作为体育记者去莫斯科采访，回来后写了一个业务总结：《我不是一只好鸭子》。中国有个俗语，叫赶鸭子上架。意思是逼着人进步。杨浪承认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进步不了，因为他就不喜欢体育。因此我在体育部呆了好几年，正式记者，也没有出过国。毕熙东怕我写稿子出彩，使他相形见绌。
因为稿子少，填不满一个版，我们后方的人就写稿子补充。那年宫鲁鸣率中国男篮打败了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了奥运会第八名。中锋是王治郅。他那年才18岁，没什么力量，打不了内线，中国队主要靠快攻。那时阿根廷队也很傻，跟中国队比快，就输了。我采访了中国男篮名宿钱澄海，写了稿子，但是因为是采访专家，按规定是记者不得稿费，而是给专家开稿费，而且是100元。当时是很高的。
1999年10月，报社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我就成了待岗职工。第二年悉尼奥运会，我在毕熙东的《青年体育报》当校对。这是报社的子报。毕熙东有个妹妹叫毕熙燕，离婚后去了澳大利亚，嫁给了一个白人。毕熙东借这个机会走亲戚，就一定要去。还可以去一个人，就找了刚刚投奔他的年轻记者卢学周。这个人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就是国家安全部主办的特务大学，但是当不了特务，也不会写稿子。二人去了悉尼都因为不是正式的赛会记者不能进赛场，买票又没钱，看电视没有频道。卢学周住饭店，毕熙东住妹妹家。最多就是妹妹翻译报纸内容，他写稿子。那天没得写，就想起来北京申奥失败，肯定是萨马兰奇搞鬼，就写了一篇评论，说萨马兰奇是黑社会大鳄，反对中国人民办奥运会。稿子一式二份，给了《青年体育报》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主任只恒文在家带队，不敢不发，就登了。中国青年报没敢登。结果国家体育总局看见了，很生气，担心萨马兰奇知道了，真不帮助中国申办奥运会了。要求团中央给他们写检查，团中央又要求中国青年报写检查。中国青年报肯定也要求毕熙东写检查。毕熙东就能捅娄子。搞大外宣他也要牛逼。卢学周写的最好的一篇稿子是：因为经费紧张，只能吃饺子，不能吃正餐，所以在悉尼的一个月，天天吃饺子。后来见了饺子就想吐，“谁跟我提饺子，我跟谁急”。经费少就别去啊。那年去的人多，是因为李克强的小兄弟，团中央的宣传部长李学谦到了报社当总编辑。他和北大青鸟公司联合成立中青传媒公司。这就是把党报企业化。连党中央也不高兴的事儿。所以报社管理很混乱。就出了很多怪事儿。奥运会报道都出政治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