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革开始之际，红卫兵，高中生和大学生挥舞着毛泽东的《红色小书》，在北京街头游行。（图片来源：Getty image）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份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份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采。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迭连声地称赞。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
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
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8月17日，1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15岁。
三、“破四旧”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
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术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临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6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3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审”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错失挽救的时机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另一位副总理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一位老帅在接见13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会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