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孩政策出台前的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就预测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将降至6.13亿。（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早在三孩政策出台前的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就预测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将降至6.13亿，即相对于2016年，中国将消失50%以上的人口。
2015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监2016》中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世界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2.1整整低一倍。
本世纪末中国人口跌至6亿已不可逆转
中国人口在2100年跌至6亿，这意味着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将减少一半。对于这一判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口数量是指数变化的，而人们的直觉往往是线性的。用线性直觉去判断指数变化的趋势，自然会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而且对长期效应的低估会远胜于对短期效应的高估。
人口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慢性问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段，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放在几十年乃至百年区间来看则是触目惊心。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从长计议，至少要前后各看百年以上。中国人口已经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几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们难以认识到之后是雪崩式崩溃。
如何才能拨开人口总量的迷雾，看到人口未来变化的汹涌暗涛？多名人口学者建议要聚焦于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万，在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23～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0%以上，而中国生育率即便按1.5计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这两个因素叠加意味着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会降到700万以下。再放宽一些也就800万。即使到时生育率能够提升到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并且每个人都活80岁，总人口也不过6亿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减少的是年轻人、新出生的人。这意味着，未来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结构并没有优化，老龄化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观点得到受访人口学者的一致认同。
据测算，中国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2050年的1.7、2100年的1.1，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而这些反过来可能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这将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消费和创新能力减弱、养老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科学家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高度在其身高100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其实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形成的就是这种“爬蚤效应”。
即使放开三胎，乃至四胎，也很难激起人们想生孩子的欲望了，因为房价，因为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尤其以后人工智能的普及，如十年前的公交车售票员被滴卡机取代），因为城市与城市间断崖式差距，等等很多原因，爬蚤效应的持久性存在说明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国家安全之忧
国防是领土完整的后盾。当前的生育状态对支撑国防的人、财、物影响都极为负面。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可生二孩，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限制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中国军队70%士兵来自独子家庭，在战斗部队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的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甚至俄罗斯，也低于韩国和日本。即便全面放开生育，东北的出生人数仍会持续萎缩，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相对低迷，大批年轻人南下寻求机会。
虽然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短时间内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情况复杂。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汉族、维族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0.5%、45.8%，分别占0～4岁人口的21.1%、62.9%。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1990年代可生二孩，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在华南一些地区，劳动力短缺让非法移民更容易获得工作；他们的涌入和高生育率可能改变一些地方的族群构成。
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分裂的例子。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尔巴尼亚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200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23.6%降至1991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由于年轻人口急剧萎缩，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年轻劳动力短缺，经济动力会促使中国成为移民输入国。实际上，一直支持中国计划生育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建议中国引入移民。但由于中国民众反对，又不是传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引进外国移民还一直未得实行。
如果真的大规模引入移民，那相当于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让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后却把土地腾给外来移民。与本国出生的人口相比，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和认同感上都不相同，基础素质上也有显著差距。对于那些因为限制政策未能如愿生育的家庭，这种现实于情于理何堪？然而，道义的说辞无法对抗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当大量人口老无所依，社会普遍缺乏年轻劳动力时，外来移民将纷至沓来，而且很多人来了将不再离开。如何管理外来移民将是中国未来又一个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