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块大屏幕正在显示习近平的讲话。（图片来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7月11日讯】7月6日，习近平在全球政党峰会发表讲话。其核心内容是“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目的在于为中共的专制辩护。他还说“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
当习在念稿念到最后时，忽然重复前面已经念过的讲稿，并数次低头翻阅稿件，还低声询问：“我这说完了吗？”沉默一阵后，才重新跳回结尾段落恢复致辞。
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内心有慌乱，知道自己在说谎，担心自己话没说圆。
资深媒体人严纯钩剖析了习近平的慌乱，他指出：中共目前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困境：党内外一切大事定于一尊，没有人胆敢有异议，一有异议就可能有灭顶之灾，于是整个党就被绑在习近平身上，习近平犯错，党就犯错，习近平不能纠错，党也不能纠错。国进民退，文革回潮，外交战狼，践踏香港，武统台湾，糟塌新疆，镇压维权，种种劣政都出自习近平之手，内外互相拉扯，屡败至不可收拾，如此的中共和中国，将如何走下去？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讲话出现的状况，另一位独裁者也出现过，历史可谓惊人的相似。他就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前苏联驻华大使费德林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一次勃列日涅夫在与尼克松对谈时，竟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下面这段还念不念?
但就是这样昏庸老朽的人，竟掌握苏联权力十八年之久，这个国家又怎能不崩溃呢?
这个故事取自于严秀的文章《平庸无为却大权独揽18年：勃烈日涅夫》。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并联系当今中共红朝和党魁习近平，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已经风烛残年，出现各种幺蛾子不过是它末日的征兆。
严秀在文章中写道：勃列日涅夫是一面镜子，是二十世纪以至人类历史上一面灰蒙蒙的镜子，一面可以照出因为坚持僵化、倒退、反对改革而终于导致国家完全崩溃的镜子。
当一个国家民族处在既可以走向复兴，也可以走向崩溃的大转折时期，勃列日涅夫选择的是后者，于是历史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政权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十八年，是一个很长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长时期内，把苏联变好、变坏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后者的道路。他们最终成了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制造者。
赫鲁晓夫统治的十年，应该说，最大的改革就是停止了大恐怖政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认真总结历史得失经验，痛改斯大林、赫鲁晓夫两朝的弊病，那么，原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扭转前朝的衰败，并使苏联逐步转入复兴轨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没有这么去做，他实行的是大规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专制、守旧、倒退的新斯大林主义或半斯大林主义统治，使国家处于外强中干的危险状态。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苏斯洛夫忙于搞的是绝对的思想专制，全国只需要有一个头脑，即勃列日涅夫的头脑就行了。
1970年，在苏联境内阿塞拜疆加盟国内的一副巨幅勃列日涅夫的画像，画像中勃列日涅夫佩戴各种勋章。（图片来源：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由他的主要依靠者和总顾问苏斯洛夫等，炮制出了一套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欺骗理论。这表面上似乎比赫鲁晓夫的夸张后退了一些，但在实际上却是更荒唐。因为赫鲁晓夫是穷过渡、硬过渡，并未吹他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则硬吹已建成并在加强“发达社会主义”了。这在实际上不是比赫鲁晓夫更乱吹牛皮，更加不顾现实么？
勃列日涅夫掌权时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远没有中国在“文革”结束时所遇到的困难严重。但是勃列旧涅夫等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视危机，一味盲目夸大成就，继续搞腐败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在走向复兴还是走向崩溃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迟疑地沿着崩溃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本是赫鲁晓夫一手提起来的人。此人虽然庸愚，但精于权术和阴谋，他竟把自己的老师赫鲁晓夫一口吃掉了。1964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时，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依不由分说地将他押送到主席团会场，接受长时间的批斗。赫鲁晓夫从此被废为庶人，至死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
勃列日涅夫以一个庸材，一朝黄袍加身，竟然把个新沙皇宝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苏联后来把勃氏当政时期定名为“停滞的二十年”，事实上是停滞和倒退的十八年。莫洛托夫说：“战后已过去40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使我们严重地停滞了。”
勃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恢复半斯大林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特点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现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对外大大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武力扩张政策(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为赫鲁晓夫时期的5倍；1968年占领捷克；1979年无故出兵占领阿富汗；操纵某国占领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扩军备战等等。出兵占领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时干的，从此以后，“改革”的话题就谈也不谈了。此外，在对内镇压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明了一个“疯人院”政策，即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很多人根本谈不到这个罪名，此处是借用旧词)纷纷加以变相监禁，用逮捕与绑架等方法把人捉进“疯人院”去。此法有时比无故监禁还更不人道，因为在“疯人院”里是要进行“治疗”的，而所谓治疗，就是破坏人的正常神经功能，使之成为真的精神病。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忙着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么一个庸愚的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这种崇拜在那里已成为制度，谁上台谁就是上帝，人们就得崇拜这个人间的神。在这方面，勃氏的面皮之厚，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
苏联《真理报》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论中，都必须有专门歌颂勃列日涅夫的段落。这是不成文宪法，一定得照办。有一次，《真理报》编辑不知怎么忽略了，中央书记齐米亚宁立即打来电话责问：为什么当天社论上没有歌颂勃氏的内容。总编辑只好检讨是出于偶然，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同样错误，才算了事。
勃列日涅夫干此类骄奢淫逸的事情，离开苏联最终自行崩溃还有十余年之久，但实际上这位最高统治者早已把国家弄到崩溃的临界了，谁还能挽救得过来?
勃列日涅夫实际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继续当了五年最高领袖。他们的制度保证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只要当权者一口气不断，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一句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这怎么能够保证国家有一个生机勃勃的领导呢?
勃列日涅夫当政开始的几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产也有些上升，这是事实。但是几年后，政府管理机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部长会议下属各部委的正副部长达800多人，一个钢铁工业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之多。试想想，如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政府有800多个正副部长，那这些政府还如何工作?当时苏联的高级官员尽管多如牛毛，却管理不了国家的大事。大事始终只能由一二个人决定。勃列日涅夫实行的就是个人和极少数人的寡头统治。例如，1979年无端出兵占领阿富汗，就是只有四个人参加做出的决定，这便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珂、乌斯季诺夫。后二人一是外交部长，一是国防部长，业务关系，不能不参加，所以真正做决定的其实就是这个统治体系的勃、苏二人。对于这样关系国家命运、出兵占领他国达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决定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独裁?
勃列日涅夫又是个十足低级趣味的类似暴发户式的人物。勃氏掌权时，距战争结束已二十年，但他还是硬要当元帅，自然就当上了。勃氏还给自己颁发了无数最高级的勋章。所以苏联人在背后讲勃氏笑话时常说：苏联的军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为他的勋章比朱可夫还多!
就是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庸材，竟然在苏联做了十八年的最高领袖。看来，这个党已经失去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机制了；人民始终无丝毫权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垮台了事。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一面镜子。不过，它不是空空道人手里的“风月宝鉴”，而是现代历史巨人手里的一面“兴亡宝鉴”。
以上是严秀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文字。通过勃列日涅夫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中共和它的党魁习近平的影子。当今的中国同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习近平同样背离历史的潮流选择了政治倒退，同样打压自由言论和政治异议人士，同样热衷个人崇拜，同样弄权有术，治国无方。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是一个灾难，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覆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灾难结束灾难，用荒诞终结荒诞，这是一个诡异的历史法则。勃列日涅夫这面镜子照出了中共的末日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