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中共高层仍享有“特需供应”。（网络图片）
中共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导致3年空前大饥荒，数千万民众死于饥饿，甚至许多地方出现惨绝人寰的人吃人现象。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揭露中共制造的大饥荒《墓碑》一书中，揭秘中共高层在大饥荒年代仍享有“特供”，文章在网络上热传，令人傻眼。
文章称，大饥荒年代，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份子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份子只是知识份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份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11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份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份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份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
中共中央这个批语是很清醒的，反映了执政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的自觉。好干部一般能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数干部能身体力行。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报告中规定：
1、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1斤，大豆3斤。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新闻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2、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2斤，鸡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纸烟2条。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九级至四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3、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4斤，鸡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级烟2条。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实行本办法后，中央1960年11月9日发字927号文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改按上述标准供应。该指示中第一类人员除按原定标准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应大豆5斤。
1961年这个规定除了照顾面更宽以外，对高级干部增加了5斤大豆。这次没有提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和批判对象。
由于市场上没有食品供应，餐馆几乎停业，仅靠这些特需供应，也难解决食品的不足。何况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4斤肉，也难以维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这次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这些人当时是中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调查结果是，这些顶尖人物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这123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比较正常的34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有49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不能离开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被调查人数的32％。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宽特需供应面，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好处。1960年10月7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两）。”“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走进商店一看，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要特供证。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