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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大约30年前，我参与过一次新闻诈骗活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国务院下属的人事部，即国家人事部有一个报纸，叫《中国人才报》。一直亏钱，就请来了一个骗子，大概姓陈，时间太久远了，我手头也缺少资料，都不敢确认他的真实姓名。人事部的《中国人才报》让这个骗子组织活动挣钱，弥补自己的亏空，肯定也给了他头衔，比如任命他为处级干部，当什么经营开发部主任之类的。骗子有本事，现在看来就是他知道给人送钱，反正是能从国家公安部那里拿到批文。就是一个正式文件。这个文件对骗子搞的活动予以批准，并且要求下面各省市的公安厅予以配合协助。
这种活动就是汽车拉力赛。因为汽车拉力赛就是车队在公路上转悠，必须要得到公安部门的许可。有了公安部的批文，各地公安局不仅许可，而且还都派警车开道。当时中国的乘用汽车工业刚刚起步，以前中国只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能生产解放牌卡车，后来还能在湖北十堰市“二汽”生产新型的解放牌卡车，轿车工业很落后，规模很小，只有上海牌等一两个品牌。外国的汽车工业根本没有进入中国。连德国大众的桑塔纳和捷达也还没有进入中国。所以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家都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产能，提高技术和水平还处于梦想阶段。所以骗子搞的所谓汽车拉力赛就有市场。所谓比赛，就是邀请厂家派车派司机来参加自己的活动，不管是什么车甚至卡车，只要愿意，就可以来。厂家要出高额的报名费。组委会给厂家的承诺是组织各地媒体宣传这种活动。大家组成一个车队，在全国各地转一圈，就算举行完了比赛，再发几个奖 ，就算圆满结束。这种活动已经搞了几次，骗子已经轻车熟路了，所以《中国人才报》才聘请了他，要求他在自己这里搞这种活动。这一年骗子还有更大的进步，就是联合了中国记者协会。当时中国记协的实际负责人好像是唐飞虎，大概是记协副主席。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老记者。中国记者协会是正部级的群众组织，协会。副主席就是副部级干部。
当时已经有了广告公司，充当企事业单位和媒体之间的桥梁。甚至媒体中出现了帮助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笼络高级老干部 ，打着老干部旗号干坏事的专门机构。比如北京体育总会下面就有一个杂志，好像叫《搏》。他们有一帮人儿专门搞老干部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地方政府领导的聚会。从中央退下来的老干部比如李瑞环、吕正操，好像还有万里都喜欢打网球，这种活动可以健身，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也不大。这个杂志就搞网球赛，有了这个桥梁这些人就有理由聚到了一起，运动完就是聊天、吃饭喝酒合影。尤其是合影，最受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地方政府领导的青睐。和老干部的合影拿回去，放大了，放在办公室、家里和公共场所特别有面子，能蒙人。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形象。他们参加这种活动要交很多钱，李瑞环他们当然不交钱，他们无意中让杂志社的人挣了钱。这个杂志专门搞此事的头儿叫王品熙，我这几天百度了一下，发现他2017年成为北京市体育总会的秘书长。这就是骗出了成就和成绩。
中国人才报的大骗子联合了中国记者协会，拿到了公安部的批文，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群众工作部工作，因为喜欢武术，采访过河南登封县武术学校，那是少林寺的所在地，所以经常给体育部写稿子。体育部没有正主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毕熙东是我在北师大中文系夜大学的同学，他这个人对外部门的人好像很热情，何况我们还是同学，所以好像对我很亲热，至少在面子上。他是大忙人，一天在报社院子里碰上我，就对我说：“我有个活动，你去采访一下，估计走半个月，也不用报社领导批准，人家出一切采访费用。你去采访，回来之后，把稿子给王安。让他们发。”因为汽车拉力赛不能算是真正的体育，像特技飞行、跳伞，都不是真正的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王安是经济部副主任。主任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副国级老干部任建新的女儿任红，但是任红不怎么上班，不怎么管事，后来王安又使劲追求任红，直到把大他好几岁的任红追到手，任红和丈夫离了婚，和他结婚，后来二人生了一个残疾女儿。王安和我一批进报社，和我年纪差不多，好像是1958年出生的。王安后来号称中国大陆财经记者第一健笔也就是最棒的记者，90年代初也已经在业内有了名气。他负责经济部的日常报道。毕熙东交给我的任务我自然不能推辞，何况群工部也不太忙，为读者打官司多了，当地的官员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找报社领导，大概那时候报社领导已经有了取消群工部的打算。为了以后能发稿，我又去找了王安。王安说：“你去了之后，搞清楚他们怎么赚钱，回来就这个主题给我写一个稿子，我不但发稿，以后还准备自己也搞一个这样的活动，挣它一大笔钱。”其实王安特别想出名，特别想当大官，媒体的大官，他是想让我写一个批评稿，把这个事儿批臭，好让自己出名。
毕熙东之所以找我，是因为他出席了中国人才报和中国记协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拿了很大的红包，大概是1000元，那时候我们报社记者编辑的月收入也就是几百元，也就是说毕熙东已经白白得到了两个月的工资收入。所以答应人家自己派记者采访。
所以那年3月份，我就和几个记者在小骗子王品熙的率领下出发了。我们先是坐火车到广州，再坐轮船去海南岛的海口市，那时候海南岛还属于广东省，还没有建省。拉力赛的赛程是各参赛车队先都到达海口市，之后从那里出发，在海南转一圈，然后坐轮渡到达广东，之后沿着东海岸一直向北，最后到达北京，在北京结束，发奖。
3月份北京还很冷，我们几个出发的时候自然带的都是厚衣服，但是到了海口，烈日当头，只能穿短裤体恤衫，而且阳光直射，辐射特别厉害，有一次打篮球我没穿背心，都晒脱了皮。晒伤了。
正式开赛后，我们几个记者分散坐在几辆车上，好像我坐的就是一辆卡车。当然是坐在驾驶室里面。每天开几百公里，晚上住在经过的中档以下饭店里。因为要节约经费，为了主办方创造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
那时候我们就很熟悉习近平了。因为他从河北来到福建的宁德市当副市长，我们还经过了宁德。那个地方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都是比较原始和落后。那时候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野蛮拆迁还没有开始。中国是1997年住房改革以后才开始拆迁和房地产开发的。
参加活动的还有中国记者协会的一个干部，因为他们是主办方嘛。到了山东地面时，记协的干部似乎是一个处长与几个骗子发生了矛盾，骗子们把他打了。他就抗议，就退赛了，我们对骗子们也不满，因为生活很艰苦，也没什么收入，现在想来大钱都已经给了各媒体的领导。来干这种苦活的记者都不是吃香的记者，发稿也很尴尬，毕竟这个项目不伦不类，所以也不会有多少稿费。我们要求骗子们起码给1000元补助。但是大骗子说给800，因为他喜欢这个八字，广东话，八就是“发财”的发。我们也只能接受了。但是借着记协干部挨打的事情，我们就拿了钱，坐火车回北京了，车队又去了东北，最后经过天津回到北京。最后的发奖大会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那时候各种骗子都喜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大会堂除了主会场，还有30多个地方厅，一个省份一个。这种地方能装几百人，特别适合搞新闻发布会。那时候人民大会堂也有赚钱的愿望，他们还凭着人民大会堂牌香烟挣钱呢。所以也会愿意接待各种新闻发布会。但是都要给场地费。外人不知就里，就以为既然是在人民大会堂搞的活动，所以肯定是好事，不会是骗人的。人民大会堂就成了骗子们的骗钱工具。真没少帮各种骗子大忙啊！
但是最后的发奖会没通知我参加，肯定是通知毕熙东这些部门以上的领导参加的。还会给他们一笔钱。我只不过是各媒体的毕熙东们参与诈骗的一个小喽啰。
毕熙东派我去，但是又不能在体育部发稿，王安是想发一个怎么样挣钱的批评稿。我就犹豫了：发一般的新闻稿，没地方登；发批评稿，等于把毕熙东卖了，将来就别想再在体育部发稿了。就什么大稿子也没写，只是写了一个短讯，这个刊登还比较容易。就算交差了。后来我跟毕熙东说起王安的发稿主题，他听了沉吟了半晌，说：“这样的话，这件事还真得慎重。”他知道，这要是登出去，自己骗人、捞钱的事情就败露了。我也幸好没有写。没有发。要是这次得罪了毕熙东。1999年全员解聘全员解聘，我就不能在毕熙东手下当临时性的校对，混了5年半，不然要被报社领导逼着调走。那我可能就自杀了。像王长安一样。现在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因为6年聘任期之内不能升为副教授，就只能解聘，所以就杀了学院的党委书记王玉珍。事业单位的平民子弟往往是这种结局，我和杀人的老师其实都是一路人。都是草民。都被草菅人命。
后来中国人才报为了多登广告挣钱，搞了一天的报纸出两份登两个广告版的事儿，王安写了“双报事件”的稿子。导致这张报纸被取消，人员被遣散了。那时候也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被遣散的人如果找不到工作，会很惨。王安倒是出了名。
我讲这件事情，是为了引出一个话题，即党报怎么样生存。
狭义的党报就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地方省委的报纸，比如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地市级党委有些也有报纸，但是因为发行量小，水平太低，影响不大，这里不讨论。广义的党报是指：凡是完全为党说话，不为读者和老百姓说话，是事业单位，有生存渠道和能力的报纸。比如我们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团中央是党中央直属机关，为党工作，为党欺骗、愚弄中国人民特别是几亿青年人，当然是党报。工人日报隶属于全国总工会，总工会是黄色工会，不为工人谋利益，不能组织罢工，只会愚弄工人，所以也是党报。
国务院各部委也有自己的报纸，实际上是“行业报”。有的能生存，有的不能生存，比如中国人才报。
现在强调报纸的党性，所以报纸基本上都变成了党报。当然，有许多报纸想当党报党媒也不行。比如你的上级机关与党太远。新浪网是台湾人办的网站，虽然很左，但是仍然是企业，不是事业单位。所以不是党媒。美国也有许多中国共产党出钱办的报纸，表面上很华侨，但是其实是党报。比如《侨报》。前两年董事长被员工枪杀了，后来就变成了免费赠送的周报，影响力大大下降。生存也出现了危机。
中国大陆的党报也有生存问题，为党说话，为党骗人，还要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当然百分之百的党报是不愁生存的。比如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属机关，经费直接从党中央的经费里面出，人员编制也有保障。属于事业单位，免交各种税费，享受各种优惠和补助。发行也不愁，所有党的机关必须订阅。广告也不愁，各地党委必须帮着拉广告。省市委书记在这里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很有面子，直接帮助自己升官，就会出钱赞助、贿赂这个报纸。
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直属机关，团中央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中国青年报实际上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但是主要靠自己挣钱生存，所谓“事业单位企业办”，按照企业的方式生存。不过也不太发愁生存，一是各级团委都是订户，解放军连排级以上都订阅，二是成立70年，有一定的水平和质量，发行量现在也有几十万，广告也就还凑合。还有一些经营，比如湖光中街2号院的宿舍楼是4栋楼，3栋楼卖给职工居住，1栋楼出租给饭馆，收取租金。还有自己的印刷厂。也为外报印刷，收费。近些年成立了网站，搞全媒体，也有一定的发展，也保证了生存。
但是中国人才报就不行了，所以各种招数使尽之后，只能关张。
中国大陆的各种问题不是几个大道理就能说清的，还隐藏着许多阴谋诡计。比如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周志春就老念叨：“我们的生存肯定有危机，再过几年，1997年香港就回归了，港媒就进了大陆，跟我们竞争，我们肯定竞争不过，因为人家是资本主义，随便写，我们的内容不行。”可是现在香港回归20多年了，不但媒体没进了大陆，而且自己都要成为大陆了。新浪网虽然是台湾人办的企业，但是就靠拍共产党的马屁，生生就活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好，越赚钱，小粉红多啊。团中央是小粉红的主管单位，但是小粉红还是喜欢新形式的“毛左”。
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有个解放军的小排长叫杨浪，后来是我们报国内政治部副主任，因为卖前门楼子的新闻事件被劝调离，之后专门搞子报的承包，转包，雇用农民工办报纸，成本很低，完全不按照法律给职工上“五险一金”，所以也挣了大钱。有些党报比如中国青年报就把自己不挣钱的子报转包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