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杀人景象。（网络图片）
按：我那时才八岁，我被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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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走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儿，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给我们上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髙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你。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倒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融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与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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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用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林淋的一双白手，滚圆的小手被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拘束。
一位画家说：“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的？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眀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绝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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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怔住了，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
爸爸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派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人，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
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的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慌。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根据有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儿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
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了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的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
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八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我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做反革命，当做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
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着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被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处的人群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想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喊声：‘放！’，‘呼’地枪响。
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问：‘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八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
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磨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品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后来他想到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仅仅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不能总待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
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儿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儿；其实不然，干起活儿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儿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但两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