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在降低。（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79年12月，中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彼时，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中国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因为最近一次人口统计，还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但他们认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平，必须减少人口增长。
这个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成都会议上，最风光的专家，是来自七机部二院的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李广元。
七机部就是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当时，李广元研究人口问题已经“长达”一年多了。
在讨论会上，火箭专家李广元谈自己团队是如何通过控制论和计算机，来预测中国未来人口的。当时参会的领导多数没有见过计算机。那是科学复兴的时代，很会演讲的李广元让主席台的计生委领导眼前一亮。
事实上，包括李广元在内，七机部二院贡献了三位权威专家，另外两位是宋健和于景元。
宋健是钱学森门生，长期从事导弹研究。1978年，宋健出访荷兰，遇到了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那天在酒馆喝着小酒，奥尔斯德跟宋健谈起自己一篇文章：如何在一个虚拟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
奥尔斯德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数学方程，宋健兴奋起来。奥尔斯德想不到，自己跟中国火箭专家吹的牛，后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生政策。
很快，七机部二院组建了一个课题研究小组。宋健把从国外带回的资料给了李广元。李广元开始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开始做人口预测。
一天，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偶然看到大街上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喜出望外。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
主办方纳闷，这些搞火箭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但很快，找到组织的宋健和李广元，凭借着大胆的见解，压倒了传统人口专家们。
研究火箭的七机部二院，就这样成为对中国计生政策最有影响的机构。他们承担了中国人口预测工作。
1980年9月，宋健、李广元在《中国科学》上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预测：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后的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42.64亿。“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 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
他们还称，中国最优人口是7亿。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公开信》的初稿，是由宋健启草的。
一
2015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5年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老板梁建章和另一位学者联合撰文指出：计生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
1979年成都的研讨会上，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对独生子女政策提出强烈抨击。他认为人口老化今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对于梁中堂的观点，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当头棒喝道：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整个八十年代，梁中堂都是最孤独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很难发表。他也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仓促计算出来的伪科学，很多实际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
1984年春天，梁中堂曾给国家领导人寄了一份报告，提出允许有条件地生两胎，也可以实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理论，为中国人口政策保留了一个作为对照区的特区。
从1980年到2000年，也是中国人口学家断代的20年。
2000年，正在美国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易富贤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网友们骂声一片。毕竟，经过二十年的耳濡目染，“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话，深入人心，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直到2003年，主流媒体上才出现易富贤关于计生的文章。
2001年，在湛江做翻译的何亚福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按计生政策，他不能生育二胎，计生委把他“抓”去待了一天。从那天起，这个普通人决定半路出家，认真研究人口问题，并开始“叫板”计生政策。
随后几年，何亚福写了几百篇文章，逐渐有了一些名气。2009年，何亚福向官媒网站提交了提案《“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这个出生在越南，一岁时跟父母回中国定居的翻译呼吁，应该放开二胎：中国人可以自主生育。
2007年，易富贤在香港出版了在中国人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他在书中强调，官方人口数据有水分：2000年实际人口没有12.658亿，只有12.2亿人。
尽管理论和预测数字都石破惊天，但易富贤是在2010年才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他测算2010年中国人口为13.3285亿人。结果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只比易富贤预测的只少4万人。生育率也跟易富贤预测的几乎一样。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资料，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人口学理论已经破产——它已经被半路出家的“人口专家”误导了二十年。他说，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中国已经到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人口学家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但易富贤的声音不代表主流，甚至依照学术标准，一些人口学的期刊也不敢发表他的文章。
二
2009年夏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妻子怀上了二胎。学校和居委会的人就先后上门拜访，要求他们“放弃”肚子里的孩子。
前一年，他刚和梁中堂、易富贤、何亚福等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
杨支柱也不符合北京关于生育二胎的标准。后来，杨教授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海淀区计生委也要求他们支付240642元。
实际上，逃避处罚在当时有很多操作空间。
2009年上半年，内地孕妇在港所生的婴儿占全港新生婴儿的44%。一些生育中介甚至公开宣称，去香港生二胎全部费用小于超生罚款的费用。但北大法学系毕业的杨支柱觉得这样没有尊严：他决定以身“试”法。
后来，杨支柱真把海淀区卫计委告上了法院。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尽管在网上几乎赢得一面倒的支持，但最终他还是败诉。不过杨支柱当时的判断并没有错：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
也在这一年，就连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他跟记者说，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包括易富贤在内的不少专家，已经把2013年视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不过直到2014年3月，人口专家翟振武教授还发论文解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生9700万人。
2015年，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全面二胎政策”终于出台。
这项政策实施后的4年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哪怕是峰值1786万，也远不及当初翟教授预测的一半。
就连外媒都看出中国的人口危机了。2016年10月法新社报道称，中国二孩政策短期不会带来人口红利：要等20年。
三
2020年11月，母婴用品零售连锁上市企业爱婴室关掉了它在上海南奉公路上开了15年的门店。同年，爱婴室一共关掉了40家门店。
在2020年年报上，爱婴室开始直接埋怨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趋势带给自己的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行业的增速，对公司业务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刚刚吃干抹净二胎红利的母婴企业来说，大家都知道巨大的灰犀牛蓄势待发。但当更多人们注意到它的时候，只能眼睁睁被它撞翻。
和爱婴室一样成立于上世纪末的金发拉比，是中国最早一批生产母婴服饰的企业。因为主营产品使用对象锁定在孕产妇和0-3岁的婴幼儿，它对于人口的感知，似乎比爱婴室更来得敏感。
上个月金发拉比公布的2020年业绩快报中，全年营业总收入减少接近三分之一。婴童服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四分之一，母婴用品更是大减近四成。
从深圳华强北起家的“童装第一股”安奈儿童装，1-3岁年龄段的小童装营业收入也同比减少23.65%。
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上市公司实丰文化2020年收入减少了35%。另一家上市公司邦宝益智婴幼儿玩具的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3%。
从第三方行业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可以看到，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零售销售量从疫情前就开始下降。他们预测，2020年至2025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额的复合年增长率为-4.1%。
抖音大数据平台巨量算数显示，适合1周岁以下婴儿的一二段奶粉销量占比严重下滑。行业内一位朋友告诉我，很多大品牌在近年纷纷新推了针对三周岁以上孩子市场的四段奶粉产品。早些时候，根本没有四段儿童奶粉的概念。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说过，人口问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惯性的。就是说：一旦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解决已经晚了。
四
计划生育启动，四十年过去了。
一生都在扮演反对者角色的梁中堂早已对人口问题灰心，他后来离开山西，从上海社科院退休。
何亚福还是一位独立人口学者，他有两个孩子；易富贤还在用很激烈的言语发表对于人口的见解，他有三个孩子。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梁中堂进行“有条件二胎化”试验的翼城，人口增长非但没有失控，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它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和山西的数字都要低。
翼城实验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人们会自主调节生育率。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不会像宋健、李广元预测的那样，一直保持3.0的生育率，不会达到42.64亿。
现在最活跃的人口学家是梁建章，他在直播间里扮康熙扮管仲，扮卓别林扮唐伯虎，都不影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以专栏、演讲、纪录片各种能使上劲儿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布道：国家应该用真金白银帮助年轻人生得起娃、养得起娃。
梁建章对一些数据表示质疑。而时任计生委主任解释称：“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
去年12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在最新的专访中，观点也发生了巨变。他不仅认为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而且还提出：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自主生育。
用四十年时间，证明一个数学方程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整件事情中，最悲剧的角色不是错误的制造者，反倒是那些反对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