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毒研究所（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5月13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编译报导）美国科学记者韦德在《Medium》上发布的COVID19病毒起源报告，近日被多家主流媒体提及。报告列出了相关证据，探讨是谁在武汉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武汉病毒研究所内幕
巴瑞克开发并教授了石正丽一种工程化蝙蝠冠状病毒攻击其他物种的通用方法。特异性靶标是在培养物和人源化小鼠中生长的人类细胞。这些实验小鼠是人类受试者的一种廉价且符合伦理道德的替代品，经过基因工程改造，可携带人源化的ACE2蛋白，该蛋白可镶嵌在呼吸道内细胞的表面。
石正丽回到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恢复了她在基因工程冠状病毒中攻击人类细胞的工作。
石正丽在一个高安全性（BSL4级）实验室中，但她的冠状病毒研究是在安全性极低的BSL2和BSL3实验室中进行的。
我们怎么能确定呢？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转折，她的工作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属下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资助。资助提案说明了她计划用这笔钱做什么。
赠款已分配给总承包商生态健康联盟的达兹萨克，他又将其分包给了石正丽。以下是2018和2019财政年度赠款的摘录。“CoV”代表冠状病毒，“S蛋白”指该病毒的刺突蛋白。
“CoV种间传播的测试预测。将使用反向遗传学，伪病毒和受体结合测定以及跨不同物种和人源化小鼠的一系列细胞培养物进行的病毒感染实验，通过实验测试宿主范围的预测模型（即出现潜力）。”
“我们将使用S蛋白序列数据，感染性克隆技术，体外和体内感染实验以及受体结合分析来检验S蛋白序列中差异阈值％预测溢出潜力的假说。”
用非技术语言来说，这意味着石正丽着手制造对人类细胞具有最高感染力的新型冠状病毒。她的计划是采用编码穗蛋白的基因，这些蛋白对人体细胞具有各种测量的亲和力，范围从高到低。她将这些刺突基因一个接一个地插入许多病毒基因组的骨架中（“反向遗传学”和“传染性克隆技术”），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嵌合病毒。然后将测试这些嵌合病毒攻击人类细胞培养物（“体外”）和人源化小鼠（“体内”）的能力。这些信息将有助于预测“溢出”的可能性，即冠状病毒从蝙蝠到人的跳跃。
设计有条不紊的方法来寻找冠状病毒主炼和刺突蛋白的最佳组合，以感染人类细胞。该方法可能已经产生了类似SARS2的病毒，并且确实可能通过病毒主炼和刺突蛋白的正确组合来创建了SARS2病毒本身。
“很明显，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系统地构建新型的嵌合冠状病毒，并正在评估它们感染人细胞和表达人ACE2的小鼠的能力，”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Richgers大学的首席专家Richard H.Ebright说，“很清楚，根据选择用于分析的恒定基因组背景，这项工作可能产生了SARS-CoV-2或SARS-CoV-2的近祖细胞。” “基因组背景”是指用作刺突蛋白测试床的特定病毒骨架。
到目前为止，很明显，SARS2病毒起源的实验室逃逸场景不仅指向朝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方向。这是一个详细的建议，基于由NIAID资助的特定项目。
即使赠款需要上述工作计划，我们如何确定该计划已被执行呢？达兹萨克在过去15个月一直说实验室逃逸论是一种荒谬的阴谋论。
2019年12月9日，在大流行病之前，达兹萨克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如何重新编辑刺突蛋白并产生能够感染的嵌合冠状病毒人性化的小鼠。
在第28分钟左右，他说：“经过6-7年的努力，我们已发现100多种与SARS非常接近的新的相关冠状病毒。其中一些进入实验室的人类细胞，其中一些会在人源化的小鼠模型中引起SARS疾病，并且无法用治疗性单克隆抗体治疗，因此您不能用疫苗接种。因此，这是当前明显的危险…
记者：您说这些是多种冠状病毒，您不能针对它们进行疫苗接种，也没有抗病毒药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达兹萨克：我认为…冠状病毒，您可以在实验室中很容易地操纵它们。钉状蛋白会导致许多冠状病毒发生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因此，您可以获得序列，可以构建蛋白质，我们在UNC与Ralph Baric进行了很多合作。插入另一种病毒的主干并在实验室中进行一些工作。因此，当您找到一个序列时，您将获得更多的预测。您拥有这种多样性。现在，疫苗的合理发展是，如果您要开发用于SARS的疫苗，人们将使用大流行性SARS，但让我们插入其中的一些其他内容，以获得更好的疫苗。”
他提到的插入片段可能包含一个称为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元件，下面将讨论该元件会极大地提高病毒对人类细胞的感染力。
达兹萨克以不连贯的方式道出这样的事实，即一旦您产生了可以攻击人类细胞的新型冠状病毒，您就可以获取刺突蛋白并将其作为疫苗的基础。
几天后，达兹萨克听说武汉疫情爆发时，只能想像他的反应。他会比任何人都知道武汉研究所使蝙蝠冠状病毒对人类具有传染性的目标，以及该研究所针对自己的研究人员被感染的防御系统的弱点。
但是，他没有向公共卫生当局提供丰富的信息，而是立即发起了一场公关运动，以说服全世界这种流行病可能不是由该研究所的强效病毒之一引起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措施
达兹萨克可能没意识到，或者也许他太了解，即使是运行最好的实验室也有病毒逃脱的悠久历史。天花病毒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英格兰的实验室中逃脱了3次，造成80例感染死亡3例。自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危险病毒从实验室泄漏。最近，SARS1病毒已被证明从新加坡、台湾的实验室泄漏，并从北京的中国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泄漏了至少四次。
SARS1难以处理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可用的疫苗来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如达兹萨克在上述12月19日的采访中提到的，武汉研究人员也未能开发出针对他们设计用来感染人类细胞的冠状病毒的疫苗。如果SARS2病毒是在实验室中产生，那么他们对SARS2病毒将毫无防御能力，就像他们的北京同事对SARS1无能为力一样。。
新型冠状病毒严重危险的第二个原因与所需的实验室安全水平有关。安全等级分为四个等级，从BSL1到BSL4，其中BSL4的限制最为严格，专为致命病原体（例如埃博拉病毒）而设计。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拥有一个新的BSL4实验室，但其准备就绪状态令国务院检查员大为震惊。“新实验室严重缺乏安全操作所需的经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调查人员和检查人员。” 2018年1月19日的电报中写道。
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武汉BSL4实验室的不安全状态，而是全世界病毒学家不喜欢在BSL4条件下工作的事实。您必须穿着宇航服，在密闭的橱柜中进行操作，一切所需时间是原来的两倍。因此，实际上规则要宽松一些。
2020年前，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病毒学家所遵循的规则要求在BSL3条件下对SARS1和MERS病毒进行实验。但所有其他蝙蝠冠状病毒都可以在BSL2（下一个级别）中进行研究。BSL2要求采取最低限度的安全预防措施，如穿上实验服和手套，不要将液体吸到移液管中并张贴生物危害警告标志。然而，在BSL2中进行的功能获得性实验可能会产生比SARS1或MERS更具感染性的病原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实验室工作人员极有可能被感染，特别在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正如石正丽的出版物和其他文件指出的，她在冠状病毒功能获得方面的大部分工作是在BSL2安全级别所进行。“我们实验室中的冠状病毒研究是在BSL-2或BSL-3实验室进行的。”她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
“很明显，这项工作的某些或全部是使用生物安全标准（生物安全级别2，即美国标准牙医办公室的生物安全级别）执行的，这会对实验室工作人员接触病毒造成很高的感染风险，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具有SARS-CoV-2的传播特性。”Ebright博士说。
他补充说：“很明显，这项工作永远不应该得到资助，也永远不应该执行。”无论SARS2病毒是否曾在实验室内部出现，他都持这种观点。
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3月的简报，“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WIV内部的一些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生病了，就在爆发的第一个确认病例之前，与这两个相符的症状COVID-19和常见的季节性疾病。”
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前顾问阿舍尔（David Asher）在研讨会上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他说，对事件的了解来自公共信息和“情报界高端信息”。该研究所BSL3实验室工作的三人在一周之内生病，症状严重，需住院治疗。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已知群体，我们认为是COVID19的受害者。”
（待续）下期内容：两种假设的四个检验标准以及第三种起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