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政坛诡谲变幻，暗潮翻滚。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后，由临时大总统而正式大总统继而终身大总统，并进而企图“承天建极”，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并不甘于这种命运，伺机“恢复祖业，光复旧物”。
于是，袁世凯和溥仪周围聚集了两种形象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团体。这是两个呼之欲出的幽灵，他们寄生于民国而又与民国为敌。一个企图恢复清朝，一个企图恢复帝制；一个拥戴溥仪，一个拥戴袁世凯。两种复辟势力所拥戴的具体对象不一，但他们根植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在紫禁城里仍然保留着最后一代君王以及与之相称的全套帝王礼仪。按《关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拥有皇帝尊号，每年坐收四百万元巨款，养尊处优于北京皇宫的小朝廷，依然用宣统年号，称皇道朕，依然可以颁布上谕，英文教习庄士敦还穿着马褂在南书房行走，民国政府还要以对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在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之后，这里满是19世纪留下来的灰土和尘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完整地保留着前清的皇朝体制。溥仪后来回忆说：“在我师傅陈宝琛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我朝两百多年仁慈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这是一种怀着深沉的失落感等待奇迹的孤臣之情，而紫禁城小朝廷的存在又给他们伺机而动的希望。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共和民国在一切旧势力的进攻和腐蚀之下，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这就使那些力主“还政于清”的封建孤臣和宗社之人更加跃跃欲试。
袁世凯要复的当然不是清朝之辟，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不过是那些醉心于清朝复辟者的一厢情愿。但袁世凯的姿态却使得他们高兴，一时复辟之声大热。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紫禁城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是旧主。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思维，并从袁世凯的失败中看到了满清复辟的希望。
在这复辟势力中，既有以张勋为代表的武装力量，也有以溥伟（恭亲王）、升允（原陕甘总督）等为代表的清室王公贵族势力。他们绝大部分在紫禁城之外而又对紫禁城心而往之。他们居住于青岛、大连、旅顺、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公开反对共和民国，并与外来势力勾结，从事复辟武装运动。
其中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焰十分嚣张。直到后来巴布扎布被手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政府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打得火热，另一方面在北京紫禁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
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的那天起开始兴隆气象，这确实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但比这种非常不协调的社会现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寄居于紫禁城之外的宗社和前清遗老，他们身在租界而神驰于紫荆城，食民国之粟而缅怀前清之恩。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租界，在清朝曾被革命同志用为躲避通缉之地，在民国却被前清遗老用为寄讬复辟之所，这有点像历史的嘲弄。
民国取代了清朝，但又给反对民国的清朝复辟势力留有周旋的余地。所以，清室复辟活动从民国成立起一天没有停顿过。与这个复辟实体相互依靠而又相互排斥的是，聚集在袁世凯周围的另一股积极谋求恢复帝制的力量。这是一些学识、经历和动机各不相同的士大夫，以袁世凯的实力与权势所吸引。
两种复辟势力导致了“洪宪帝制”和“丁巳复辟”两场历史丑剧。虽然这两场复辟丑剧很快灰飞烟灭，但历史的丑剧又常常蕴含着迫人深思的内容。
在袁世凯和张勋的背后，有着新朝的佐命元勋和旧朝臣子，而他们后面又有着辛亥革命所没有革去的社会心态。梁启超曾说：“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习惯”都强调个人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更加稳固，因此才能彻底的进行基本财政改革，要抵制官员污腐，就必须要有对个人衷心和负责的因素。
复辟的丑态显示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可鄙和可憎，又显示了旧社会的社会心态感染下不止一人的眩晕和迷失。
人们常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既胜利又失败的革命。说它胜利，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皇帝不那么好做了，任凭你像尧舜禹一样圣贤，像秦皇汉武那么雄才大略，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奸诈，再想做皇帝，永远没人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