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谎言录（1）：中共是马列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按照中共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事实真是如此吗？且让我们来回溯一下当年的历史。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九评共产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强调“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于“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之后，很快便引发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强烈共鸣。此后，在他们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尽管有人说，“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陈独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但至今没有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当时已有组织大规模共产主义组织的明确想法，他们只不过是在频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罢了，重要的是这一点很快便被共产国际发现与利用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到其势力范围之内的目的。而具体实施这个计划的则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一份电报，指示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这个代表团有三项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份子到欧洲游历。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担任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临行前，代表团又增加了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很快，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代表团来到了中国。经人介绍，他们先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宣传者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维经斯基明确提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李大钊又介绍他们去上海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上海，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起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那里，维经斯基还结识了《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张东荪。他与他们经常在陈独秀的家里密谈，在戴季陶的居所聚会。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开了几次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当年曾参加座谈会的北大文科毕业生袁振英事后回忆说，“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和戴季陶、施存统、沉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当时路过上海也曾参加座谈会的周佛海回忆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的李达说得更明确：“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在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沉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到了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仍是陈独秀。维经斯基沿用苏共的习惯，说负责人应称“书记”。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共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就在上海诞生了，并且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接下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日本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尽管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但它们都是以俄共为榜样建立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临行前，他到北京重新会晤了李大钊，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张国涛后来回忆说，“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1921年1月，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所谓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远东书记处下设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每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其中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国部有两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的书记，一位就是维经斯基，还有一位则是随维经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国人张太雷。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张太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发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张太雷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闭幕式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他最后说，“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
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继续推进维经斯基未完成的建党工作，由列宁直接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马林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与维经斯基不同，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马林的职位也远远高于维经斯基。而且，马林是列宁直接推荐的。
马林到中国后，很快跟同期来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接上了头。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后，建议及早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的党小组，要他们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马林还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发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参加大会的都是知识份子，没有一个工人。
开幕式上先由张国涛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的筹备情况和大会的议题，并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一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强调说，“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马林讲完话后，尼柯尔斯基也致了辞。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大会的进程。
之后，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据陈独秀后来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同意见分歧，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综上所述，不仅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
可见，中国共产党决不是由中国人自己自发地独立地搞起来的，而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指挥下成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份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产国际的钱，干的也是共产国际交办的事。正如有的大陆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中共是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的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而建立起来的，这个解说其实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两个局外者的对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完全称的上是俄共的“儿子党”，是为苏俄染指中国服务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传的那样，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产业工人全国总共才有200万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有什么建立共产党的想法，连列宁都认为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跟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就扯不上边。要说“结合”，称中共是苏俄对外扩张的需要与中国左翼激进知识份子改造社会的急燥情绪相结合的产物还差不多。说到底，中共不过是苏俄输入给中国的一个“怪胎”，在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找不到任何内在的根据。这样一个不是从自身的土壤里生出来的“怪胎”，对中国来说是祸是福，自然不难推知。
中共谎言录（2）：农民运动好得很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共早期的农运中心很快由广东的陆海丰转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
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说“糟得很！”赞成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称这场运动为“农村大革命”，认为“好得很！”“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称颂这场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那么，毛泽东和中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经得起客观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呢？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加以讨论的。
在做出结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农运的实际情形。
不论是广东还是湖南，在中国的传统乡村里一般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在农运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基本上是平静自足的。为了打破这种平静自足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以湖南农运为例，这场运动从1925年春天开始，到1927年五月达到高峰。中间才两年时间，但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当时湖南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他们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发展到极端时，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结果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却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人震惊的是农会竟杀了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军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显而易见，这样一场打着“革命”旗号以烧杀掳掠为主要内容，以血腥恐怖为突出特征的痞子暴民运动，纯粹是一场破坏，毫无建设和进步可言，与历史上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农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质上是一回事，可能“好得很”吗？绝不可能。只能是“糟透了！”
中共谎言录（3）：蒋介石背叛革命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关于这一点，辛灏年先生在其所著《谁是新中国》中曾做过深入的分析。
辛灏年先生认为，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此其一。其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其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书中说，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从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来看，他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他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已经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介石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讬故假归”，消极待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讬故假归”的原因，更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所在。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介石，一是于孙先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像廖仲凯那样发作过“左派幼稚病”，更不像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语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究竟又是谁？
中共谎言录（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所有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都写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中共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以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居多，而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则很少。为了让中共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俄共根据自身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而此时的孙中山因为建立新政府受挫，对于苏俄多次派人来寻求合作的意愿也未拒绝，但并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苏俄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以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而希望借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却根本不遵从孙中山提出的原则，一方面，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界限，在国民党内部制造左派和右派之分，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另一方面，中共藉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契机，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中共还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人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地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员的不满。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
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1927年4月，鉴于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介石决心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二是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1927年4月12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13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那么，这次事变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变”呢？对此，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谁?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这个“反革命”就是国民党,而今天在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反革命”不是国民党,因为那个时候的反革命只有一个人是军阀,北伐打倒军阀,就是在打这个反革命,在打这个打反革命的过程当中,第一,全国人民都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第二,凡是打这个反革命军阀的,那他就是革命的,凡是不打这个军阀的,制造混乱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正在打这一伙军阀，你怎么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要打回广东去,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你想到底谁是在逆革命而动呢?到底是谁在做著有利于北洋军阀的事情呢?那是共产党。”“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中共谎言录（5）：秋收起义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1927在湖南发生的秋收暴动绘声绘色地描绘成了一次由他亲自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的神话大半即源于此。但历史的真实却是另一回事。
根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记述，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他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它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拚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8月20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8月31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9月11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14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可见，秋收暴动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还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著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中共谎言录（6）：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