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4日，白宫外一个女士手举着“维吾尔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牌（图片来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3月31日讯】出国前，在一个朋友家看过《辛德勒的名单》盗版影片；画面不清晰，只有中文字幕，因而印象并不那么深刻。到美国后，几年前再看《辛德勒的名单》英文版，泪眼模糊，在感叹犹太人遭遇的民族大屠杀同时，对看似非常优秀的德国民族在二战中跟着希特勒的疯狂与邪恶令我倍感困惑。
大概是因为自己也有一个女儿的缘故吧，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那位孤独无靠、蹒跚穿梭于血腥屠杀街头的红衣小女孩儿的镜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2016年年底开始，当集中营出现在我的家园——新疆之后，当我看到、听到那些失去儿女的维吾尔父母的哭诉；看到那些举着失踪儿女照片，呼天喊地哭晕在中国大使馆前的维吾尔母亲，那个红衣女孩儿的镜头，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直到集中营出现，说实话，我从没有想过，我的民族——维吾尔人，会步犹太民族悲剧之后尘，成为纳粹翻版——中国政府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之受害者。
作为受害者之一，生活在自由世界，我需要做一些什么？因而，为了寻找民族拯救之路，也为了探讨人类邪恶的来源，我开始大量搜集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的书本、视频，夜以继日地读书，看视频，试图找到出路、寻找到答案。
最近，在读了汉纳・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之后，又去寻找相关视频资料，发现了另一个犹太人大屠杀中出现的红衣女孩儿的故事。听完让我无法入睡，无法释怀。
这个红衣女孩儿的故事，是起诉艾希曼的以色列检察官讲述的。审判艾希曼时，证人出庭作证阶段，检察官说，一位集中营幸存者讲述了其一家人的遭遇。各地犹太人男女老少被带到集中营后，纳粹对带来的人群进行筛选，认为有用的，留下做强制劳动奴工；认为没有用的，送进毒气室、焚尸炉。
该证人一家进入集中营后，因他是个工程师，被纳粹留下，要求站到右边等待；证人的妻子，被纳粹要求站到左边跟着人流走；证人有个2岁半的女儿，纳粹要小女孩儿跟着母亲一起走；然后是证人十一岁的儿子，也被纳粹要求追上母亲的行列。
证人在法庭说：“我看着妻子和儿子，慢慢地消失在衣衫褴褛的人流中；但我的小女儿，她正好穿着她的红色外套，很显眼。我看着她那红色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变成一个点，最后也消失了……。我一家人，就这样在我眼前消失了。”
以色列检察官回忆说，那时，他正好也有一个2岁半的女儿，正好半个月前，他也买了一个红色外套给女儿。因而，听完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检察官就像是喉咙被割了，说不出话来，整个法庭也是悄然无声。
90多岁高龄的检察官对采访者说，自那至今，他走在街上或者在餐厅及其他场合，一见到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儿、小男孩儿，他就会心跳加剧：集中营幸存者的控诉证词，红衣女孩儿就会浮现在他眼前，使他陷入悲哀不能自拔。
我也是一个小女孩儿的父亲，我也喜欢给女儿买红色衣服。
现在，作为一个父亲，每次看到女儿穿着她的红色衣服时，作为中国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我眼前浮现的，不再仅仅是《辛德勒的名单》上那个红衣小女孩儿，也不仅仅是艾希曼审判中那个检察官讲述的2岁半红衣小女孩儿，我眼前浮现的是无数个维吾尔红衣小女孩儿、红衣小男孩儿！
半年多前，一位欧洲维吾尔父亲辗转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后，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哭诉未能将两个女儿带出来的悲欢离合，问我能否帮忙转一点钱给他女儿。他猜测，我因和汉人打交道多，应该有一两个可信任的朋友。我立即动员我可以信任的汉人朋友找人，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一位愿意帮忙的汉人，钱也平安转到了他女儿的手中。
但这位维吾尔父亲还算是幸运者，他的两个女儿有年老父母照看。尽管父母儿女都在分离的痛苦折磨中，但至少还在亲人身边，还能辗转打听消息、寄钱。
然而，还有很多维吾尔父母，根本不知道自己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着？
土耳其的一位维吾尔父亲，妻子2017年带孩子回家乡探亲，一去杳无音讯，如人间蒸发般消失。父亲苦苦寻找失踪妻儿，201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幸福维吾尔儿童孤儿院’生活，父亲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在那‘天使孤儿院’，而妻子至今杳无音讯。
澳大利亚的父亲马木提江，在与妻儿被迫分离四年多之后，好不容易通过CNN记者听到了他10岁小女儿的哭诉；听到了女儿对远在澳大利亚父亲的思念，对消失在中国集中营母亲的思念。但不幸，还沉浸在对妻子儿女思念与悲愤中的父亲马木提江，一周之后又在中国环球电视网上，看到了被中国记者强制“幸福了的小女儿”对被迫逃亡父亲的谴责。
同一组CNN记者，也找到了另一家流亡意大利维吾尔人的四个孩子，他们被送进了中国政府“孤儿院”。一张图片中，在孤儿院的四个孩子手举着“父母我们想念你们”的牌子，展示孩子们对父母的无限思念之情！
这些维吾尔人也算是相对幸运的，至少知道了自己孩子的下落，知道孩子们还活着。但还有无数个维吾尔父母，即不知道自己孩子的下落，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还活着。他们的孩子，有的在他们的眼前登上回家乡的飞机回家探亲，自此杳无音讯，一去不复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维吾尔人的孩子失踪，实际上也并不是自集中营出现之后开始的。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大量维吾尔人失踪，其中大部分是孩子。维吾尔母亲帕提古丽古拉姆，自2009年寻找自家里被乌鲁木齐警察带走的儿子，至2014年自己被秘密审判。自此，孩子没有见到，母亲也消失在中国的黑暗监牢中。
忘不了维吾尔母亲帕提古丽古拉姆对记者的哭诉：“羡慕巴勒斯坦、叙利亚的母亲，他们至少能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我只想知道我孩子的下落，如果我的儿子死了，还给我尸体。我只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儿子，亲手埋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