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胜今年2月底从香港飞到美国洛杉矶，事业和生命的轨迹都改变路径了。他曾经是香港保安局辖下惩教署的高级官员，并在这个一位难求的执法机构服务了近十年。图为2日香港民运人士在荔枝角收押所登上惩教署的面包车资料照。(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3月21日讯】赵胜今年2月底从香港飞到美国洛杉矶，事业和生命的轨迹都改变路径了。他告诉媒体，他第一次来到美国就要在这里扎根，这样子的人生急转弯，是两年前想都没有想过的。赵曾经是香港保安局辖下惩教署的高级官员，并在这个一位难求的执法机构服务了近十年，更当上了高级惩教主任(Principal Officer)。然而，2019年“送中”提案和随后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一切却都翻了篇。
“惩教所曾经让我骄傲”
据《美国之音》报导，荔枝角监狱是惩教署下辖的高度设防收押中心，是全惩教系统中最重要的监狱之一，也是个中转站。
每个成年男性如果被法庭宣布拘押后，都需要先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等待重新“分配”。这包括所有被法庭判入狱或上诉失败的囚犯。此外，没经过法庭审判的囚犯也会暂时收押在此。
该监狱关押过的名人包括涉贪案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双学三子”周永康、黄之锋和罗冠聪等。
这里也是赵胜受到高度专业训练，同时被提拔成高官的地方。他说：“我总共在‘荔枝角’服务了五年，第三年时被上司挑中接受在职专业训练，专门负责囚犯中转(reception office)的工作，就是与本机构之外的其他执法部门沟通，与法官和各方律师打交道，阅读和解释法庭文件等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类别，未经训练的同级是不能顶替的。这让我非常骄傲。”
有十二三名手下 每天需经手大概五六百囚犯
在进入荔枝角监狱前，赵胜曾经独当一面管理过一座约400名囚犯和大约50名职员的监狱，“里面有毒贩、惯犯、减刑的杀人犯，以及不同国籍和肤色者，中国的，非洲的，美洲的，印度的都有，”
赵胜说，这些犯人国籍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所以会发生很多冲突，“我需要让他们互相了解，能够互相沟通和理解，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此外，我也需要管理前线职员。职员也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个性。我发现，管理职员比管理囚犯困难多了(笑)，因为职员也有权力，也懂法律，”
赵胜总结说，香港的监狱系统是个高度专业化、高度文明有序与高度法治的场所；这里的职位也是一份让人尊敬、工资福利让人羡慕的事业，“要放弃是巨大的牺牲，是难以想像的。”
政治犯被变相严苛对待 囚犯被威胁强制检测
惩教系统属于保安局辖下的纪律部队；纪律部队的公务员受到特别纪律约束，皆受过类似于军队的严格专业训练，对于正确跟错误之间的界限一丝不苟。
赵胜说：“法律就是法律，秩序就是秩序，这就是香港，也是我们接受的训练；我们那时都严格遵循书面文件……不过，自从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一些事情变了。发现他们今天的规矩到明天就改了，正确的可以说是错误的，错误的又可以变成正确的……在纪律部队中，我们都觉得，香港政府以前不是这么运作的。以前的黑白分明现在变得似是而非了。”
他还说：“政治犯原有的囚犯权利和人权被彻底剥夺长达好几个月。比方说，政治犯有权利跟区议员(district council member)取得联系，区议员也可以探望政治犯。这些犯人需要与外界交流和获得协助，这也是囚犯的权利。但是，惩教所用新冠疫情作为借口，剥夺了这些权利。就我所知，其他的执法机关其实仍然允许探望。我们的惩教所把这些权利都限制到0了。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安全措施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犯固有的权益，比方说戴口罩，保持距离，建隔离窗等。很多方法都可行，但是，他们这个权利却被取消了好几个月。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赵胜还看到，疫情出现后，对犯人的新冠检测本来非强制规定(mandatory)，而是自愿(voluntary)选择，“我这个惩教所把自愿变成强制，让所有囚犯都接受检测，威胁说如果不这么做，会让其他囚犯不满而遭到他们攻击。有一些未经审判的政治犯不希望被测试，担心基因密码被取走。惩教所于是把他们单独隔离关押好几个星期。我跟上面指出这是违法行为，强调如果把未经审判的犯人关押72小时以上，需要经过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但他们毫不在乎，找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就搪塞掉了。”
外国国民权利被没收
赵胜更看到，有些港人是外国公民，有外国护照。这些人如果被关押的话，是有权利面见他们的驻港领事。
赵胜解释说：“香港法律规定，外国领事不能探视不是他们国家公民的人。惩教所解读说，这些人都是香港市民，不是外国国民。就我对专业知识的了解，有外国护照当然也是外国国民；而且领事是国家级别的关联人，惩教所居然可以不让外国领事探视他们的国民，这种公开破坏香港法治系统的做法，让我们都没有可能适应了。”
赵胜指出，香港发生过雨伞运动，但是执法系统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化，“大家仍然相信法律，香港制度仍是独立的，是靠得住的(has credibility)。但是，这次运动后，香港当局彻底破坏了香港原本运行的制度。惩教所和政府里很多做法跟以前的法制都相矛盾。”
参与反送中却被降职、“流放”
赵胜离开香港前正式向惩教署辞职。这时，惩教署已取消了他获得的“高级惩教主任”职位，把他重新降回到提拔前的职位，而工作地点也从执法重镇“荔枝角收押所”换到离岛区。
赵胜说：“他们怀疑我参加了2019年八月份的香港大罢工，认定我是反对派’。我碰巧在八月大罢工期间，因腿部受伤请了几天病假。就是在我休假期间，他们迅速判定我‘有罪'，把我降级和紧急调到离岛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一名职员‘有罪’，这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才出现的‘去证据化’、因疑治罪的新现象。他们假定，罢工期间请假的职员都是他们眼里的‘不听话的人’。”
其实，赵胜只是根据香港当时的法律，做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情，“这在当时是允许的，因为脱下制服，我们也是普通公民”。
他参加了2019年6月9日的反送中百万大游行，“6月10日，惩教署负责院内安保的保安组告诉我，他们在《苹果日报》头版的照片里发现了我。那是一张6月9日的游行照片，巨大的图片中是密密麻麻的上千个人头。他们在这些人头中找到了我。原来，保安组正奉命侦察我们所有人的政治倾向和在这次运动中的动向，包括监视我们脱下制服以后的个人空间。这在从前是没有的，毕竟我们工作之余也是香港普通市民，可以行使作为普通市民的权利，比方说游行表达诉求。”
从那以后，总监督的态度变了，对于赵胜的工作吹毛求疵，而过去则很少批评；且更明显的是，“他会在我面前大喊抗争者是垃圾，暴徒是蟑螂，被警察打死活该，等等，”
被降职以后，一位资深的同事好友向赵胜透露，他可以很安稳地在那个离本岛几乎是最偏远的角落一直工作下去，但是“不会再有继续升职的机会了”。
惩教署是赵胜从香港城市大学毕业后的首份工作，也是在香港唯一一份工作。他因为对事业有野心，对工作有改革的想法跟实施的能力，长期备受重视。
“反送中”运动引发巨变之后，香港的法制跟法治都被改写，香港的文明和秩序也被颠覆，赵胜的人生轨迹也从此换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