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饿死1000万人，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网络图片）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大跃进前后饿死了。
“他们说那一阶段饿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认为是造谣。那个村的公共食堂总共百来人。”朱全森对我说，2001年他参与编写《达州市志》时亲自去这里调查大跃进期间食堂情况，约来原食堂负责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发现饿死了26人。”虽比40余人少，但比例也是相当惊人。这是朱全森所知达县县城附近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
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
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
农民粮食被征购 饥荒导致盗窃风气
据了解，达州专区1959年粮食减产，但地方仍浮夸上报，导致当年征购粮食达19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45%，农民每人留原粮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肿病，腿都弯不了，爬楼梯特费劲。”朱全森说，饥饿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让盗窃风气流行一时。“那时政法机关部署‘保卫’夏收、秋收，农民自己种出的东西要进仓库，还要公安去保卫，简直是笑话。那时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粮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达县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干部，因在食堂偷抓了两把米饭，结果被炊事员发现上报。“他被弄到白庙礼堂批斗，我们三十多个人被叫去‘受教育’。”区委副书记一人在上面斗，王姓干部支支吾吾说偷了饭，下面没人吱声，只是悄悄议论，一个铁匠说：这是饿的结果。
朱全森说，当时食堂炊事员、保管员都要阶级成分和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才能出任，“他们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产队长还会组织社员去偷其他生产队的粮食，这个公社去偷另外一个公社。”
通江县何光宇的母亲，1959～1960年间就曾获得在当地食堂做饭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团的油舀了一小碗给我喝。香得不得了，当时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喝完了继续舔碗，结果被伙食团长给看见了，追问偷吃啥。我母亲说，今天是儿子生日，没啥可办的，就想让他开点荤。结果以后就不准她做饭了，失去一个好职业。”
但何光宇还有一个在粮站加工厂工作的姐姐，时或与同事私分粮食，始终未被发现。“粮站加工厂经常24小时连续工作，大家换班。有时晚上加班累了，就偷偷煮干饭。一人分一坨饭。我姐姐舍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几里山路，把饭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们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差五就拿回来一次。”
地委书记孩子偷食 还有饥饿寻求坐牢者
相较而言，城市职工就好得多，不至于有饿死之虞；但饥饿仍是难免。“当时达县专区地委班子成员都有得肿病的。地委书记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馒头吃。有一次，在机关食堂拿票买馒头时，他从柜子里偷馒头，被发现了。”原达县专区地委办干部严宗全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在通江县永安乡，还有刻意违法以寻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称，当地一位村民将集体的耕牛杀死，分给大家吃，因此被劳改。他在牢中感觉还吃得饱些，出狱后饿得慌，又不敢再杀耕牛，就把牛舌割下来，自己报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实也不保险，据开江县196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三年灾害期间，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开始，一般偷盗还被公安当成刑案，后来就改称为‘拿摸’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朱全森说。1961年3月，在上级指示下，达县专区停止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理由是，因群众生活困难，出现普遍性的偷摸和强收农作物、强夺粮食等情况，法难责众。由此亦可知，各级政府对农村饥饿的实况并非没有了解，但高指标征购粮食并未停止。
病饿自杀 “人相食”悲剧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杀。朱全森的一位教师同事曾啸鹄是个退役军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个篮球运动员，饭量大，粮食紧张时，忍受不住饥饿而偷胡豆，结果被抓受批斗，此后又再次偷红薯犯事，在被批斗期间上吊自杀了。
除了病饿而死、自杀，刘少奇所谓的“人相食”悲剧也发生在川东这片土地上。
在通江县沙溪公社文胜乡，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据何光宇介绍，当地一个老太婆，见生产队长的孩子比别的孩子都胖些，就骗其到屋中吃饭，在孩子向水缸里看的当口，用刀将其杀死，然后煮了吃肉，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腊肉慢慢吃。这个老太婆非常饥饿，她的老伴前些天刚刚饿死，也被她将尸体吃掉。因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红光满面，与同村人一脸菜色形成对照，找不到孩子的生产队长，后来在她屋中发现腊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游街示众。他还听说，万源县也有人因杀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达县专区政府曾在一份报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来，短短3月内，达县专区内已经发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万源县5起，巴中、通江、邻水县各1起，平昌县3起，宣汉县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尸体，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谋杀亲生子女或继女事件。
达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说，当时普通农民还是相信宣传，但有点知识的人会怀疑，只是不敢说。在何光宇的记忆中，三年饥荒时期，他所在的村庄也“没人敢写反动标语”。
朱全森进一步表示，当时没有人敢说真话，因为那样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认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比地主、坏分子都更坏一筹。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鸣放后，被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和知识份子关系”的右派。
民间的反抗 尚在密谋准备阶段被镇压
在关于三年饥荒的历史叙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种生活与工作条件下，为何没有或甚少农民反抗？这方面的历史素材，学者掌握得的确不多，但并不意味着反抗缺失，只是它们多半尚在密谋准备阶段就被镇压了。
在达州市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在此举几个例子。譬如1961年，开江县破获黎广友、廖万谷领导的“中庸道”复辟案，次年又有以马朝万为首的“忠孝派反革命集团”被抓捕。那个时候，个别农民常利用会道门来试图实现“复辟”的诉求。
而达县1960年上半年，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为“反动标语”案，4起为“反动匿名信”案，较上年同一时期上升60%。
在宣汉县，1963年还曾破获“中国人民急救大军”案。当地福禄公社一个叫徐琼谱的劳改释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组织，针对三年灾害时期大面积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实，先后策动冉启文、张前方等21人加入该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纲领，并布置了每人发展3～5人的任务，在宣汉、开县边境结合部发展。当年底，该组织改名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编写的宣传材料包括“共产党残酷历史”，并多次召开成员会议，批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一定会成功。1962年3月，为了突出暴动的紧急程度，他们再度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急救大军”，并成立“星新指挥所”，下设上中下三级指挥所和六个指导区，徐琼谱自任所长，还正式发文委任指导区的政府区长。他们提出的纲领中，包括成立“全国人民大团结临时政府”等七项。到1962年底，他们的成员已经达到164人。该案破获后，徐琼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骨干则被判有期徒刑。
当时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人民公社体制，以及无所不在的监督告密网络，已让这种零星的反抗行动，根本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可能性。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