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至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图片来源：亚历山大･维内贝格/公有领域）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翻阅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可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本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于是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沈志华主编的书中说，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
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乌克兰饿死了700万人的惨剧，就是在“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后发生的。1932年12月，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发起了一场实质是种族灭绝的行动。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俱，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
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绝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饥饿的人们大量聚集在铁路两侧。道路虽然被封锁，但这毕竟是道路，毕竟是有可能成为生路的道路啊！然而，他们终于成堆成堆地死在铁路两侧。许多人死了，两眼还顺着铁轨望着远方。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那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走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一位幸存者哽噎着描述她目睹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