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图片来源：公用领域国立故宫博物院）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与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嫡次子。忽必烈长大后，“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
忽必烈年少有大志、重视汉地的治理，早在1244年，年轻的忽必烈便搜集网罗了各方的文人、儒生、旧臣等，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幕僚团。
1266年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或许是最苛烦的要求：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4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
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这个最苛烦的要求起源自蒙元与日本的战争。
蒙元与日本战争是元朝皇帝忽必烈与属国高丽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军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这两次侵略在日本合称“元寇”或“蒙古袭来”。
依当时的日本年号称抵御元军第一次进攻的战事为“文永之役”，第二次为“弘安之役”。
镰仓、室町时代呼称“蒙古袭来、异贼袭来、蒙古合战、异国合战”亦有用凶徒称呼之，江户时代大日本史称为元寇。这两次入侵也以北九州为主要战场。
由于元日战争在阻止蒙古帝国和元朝扩张上所发挥的作用，使得它们在很多小说中都被提及，并且“神风”这个词也是由此而生的。
元王朝曾两次东征日本，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忽必烈要两次派兵去攻打远在海外的小国，这样一个问题在传世史料中并没有得到解答。
但实际上，众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忽必烈的判断，列如：外交方面的挫折，同时忽必烈想消耗南宋新附军，
1266年的秋天，忽必烈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
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
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
在1267年的夏天，忽必烈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做尝试。
1268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
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
忽必烈在信函中写到，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
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峰镝，即令罢兵，还其强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
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
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执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日，该信被在元朝生活多年的日本僧人亲自翻译，并写一份有关元朝的详细报告附后，将这些制作成二份，一份呈送其皇帝，一份自己留下。
僧人留下的那份现存在古老的历史名城奈良市东大寺内。
日本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
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的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
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