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8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会面。（图片来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2月4日讯】最近数月，美中两国外交界、学界和思想界掀起一阵凯南（George Kennan）遏制思想热。乔治・凯南是美国四十年代的著名外交家，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给美国的一份长电报及主张遏制苏联的思想，奠定了当时美国对苏战略的基础。而特朗普政府离任前后出台的两份对华政策报告，被广泛称为凯南式的报告。这两份对华政策报告显然想要奠定对华大战略的基础。
二战结束不久，美国政府对美苏合作持有较为积极的姿态，但凯南不以为然。他在长电报中指出，苏联具有内在扩张性和强烈的不安全感，其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相违背，体制僵化，缺乏创新活力，决策信息失真，在长期无法和美国竞争等等。他 因此而认为，苏联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的对苏政策应走战争和绥靖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采取遏制政策，即在一定的边界内限制苏联的行为和影响，以巩固和维护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这封电报对美国政府确认苏联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形成遏制苏联的政策起了重大作用。
当前处于低谷之中的美中关系正值美国政府换届，美国的对华战略何去何从，不仅引发中国政府官僚的集体焦虑，也令美国的盟友和敌手摸不着头脑。而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智囊在和北京官僚打了四年的交道之后，也有一肚子的想法要说给新政府的继任人听。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美国现在没有对华大战略，相比较北京对美国的深度了解，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希望他们的所思所想，成为催生美国对华大战略的基石。于是，两份凯南式的报告先后诞生了。
一份是去年11月1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公布的政策研究报告，题为《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这份报告仔细审视了中共的种种“破坏性”行为及美国和盟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势力扩张。报告指出，中共着眼于从根本上修订世界秩序，为北京的威权目标和霸权野心服务，这对美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并确保其政策超越官僚主义、政府机构间的冲突与选举周期。
另一份报告就是前几天刚刚问世的，由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的匿名涉华报告“更长电报：迈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The Longer Telegram：Toward A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更长电报”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和民主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日益专制和侵略性中国的崛起。认为美国应把中共9,100万党员与习近平为首的决策圈区别对待。
这两篇报告可谓姊妹篇，甚至不排除由同一拨人撰写。它们虽各有侧重，但遥相呼应。特别是“更长电报”更细致地重申了《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的呼吁：美国必须形成国会领导层全力支持下的对华国家战略，这个对华战略必须具备两党共识，能够在多次选举和行政管理中幸存下来；必须是权威性的，采取总统指令的形式；必须是长期的，在未来三十年内实施；还必须与七国集团，北约和亚洲条约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并定期衡量实现该战略总体目标是否成功。我认为，这几个“必须”颇具凯南式的智慧。
而更具凯南式远见的是，“更长电报”指出，美国的对华大战略应明确其目标：遏制中国建立对西方不利的敌对国际秩序；遏制中国试图扩大中国的边界，包括武统台湾；遏制中国试图输出其政治模式的行为。“更长电报”指出，美国应该实施“红线”策略，只要中共逾越红线，美国就应当遏制。
但是这些报告也有不足与缺憾。特别是“更长电报”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促使中共回到2013年之前。这说明撰文者对中共依然抱有幻想，幻想2013年以前韬光养晦的中共对西方更友善。其实，那时的胡温时代和现在的习近平时代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坚守，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恐惧，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在于，更具全球野心的习近平把胡锦涛的要改变国际秩序的想法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