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吹哨人艾芬医生（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1年2月2日讯】（接上文）三、《武汉动力学》，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
2020年1月29日，高福等在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官网上发表了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以下简称高文）。根据杂志总编辑埃里克・鲁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论文是2020年1月27日递交的。根据冯子健和湖北疾控中心杨波博士提供的资料，他们在1月23日拿到数据，最晚于26号提交的论文。
高文的作者共有52位，作者的工作单位有国家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其他地方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等。
图7：中国武汉首批确诊的42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中的疾病发作特征（来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
图8：武汉卫健委发布的截至2020年1月21日24小时的疫情（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黄文的病患数据收集到2020年1月1日，而高文的病患数据收集2020年1月21日（见图7），部分填报了2020年1月1日至1月21日的数据。
维基百科也存储了武汉卫健委发布的截至2020年1月21日24小时的疫情（见图8）。
对比高文的图和维基百科的图，可以发现两者患者的增加和累计数据完全不同，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结论是：武汉卫健委在撒谎。
武汉市卫健委发表的数据十分诡异，从2019年12月31日27例，发展到2020年1月3日44例，再到1月5日59例，到了1月11日则减少到41例！然后一直到1月16日都维持在41例，没有患者的增加。
根据高文，截至2020年1月21日有冠状病毒病感染者425例，而根据武汉卫健委只有258例（25例出院，164例轻症，51例重症，12例危重症，6例死亡），两者相差很大。
笔者以为高文的最大贡献是透露了在武汉封城之前，中国疾控中心针对疫情所采取的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只是用小字出现在图中，并不为人们注意，但是意义非常重大。这里选用几条：
2020年1月3日：NCH通知WHO及相关国家与地区；中国CDC完成基因测序； 2020年1月6日：启动中国CDC二级应急响应； 2020年1月8日：中国CDC正式宣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 2020年1月10日：中国CDC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 2020年1月15日：升级至中国CDC一级应急响应（最高级别）； 2020年1月16日：武汉启动严格的出省检查措施，体温》37。3°C的人不得出省。
（注：NCH：中国卫健委；CDC：疾控中心；NCIP：新冠病毒感染性肺炎；WHO：世界卫生组织）
高文中提到的这些行动，如2020年1月6日启动中国CDC二级应急响应，2020年1月15日升级至中国CDC一级应急响应（最高级别），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都没有提及。人们要问：为什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要隐瞒中国CDC这么重要的决定呢？
高文还提到，2020年1月3日中国CDC已经完成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但是中国卫健委在同一天并没有把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通知WHO及相关国家与地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白皮书中提到的是：1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共享。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从1月3日到1月12日，中间相隔9天。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如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各缔约国应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24小时内，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高文起码揭露了中共政府延缓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病患八至九天。
四、《疾控中心》，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冯子健等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 Vol41上发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收稿时间2020年2月12日，文章中所展示的数据截至2020年2月11日）。
该文作者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成员均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其中冯子健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作者一共65人，都是中国疾控制中心的中青年科技骨干和中层领导。根据作者的介绍，全部数据都来自横到边、深到底、上到天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这一系统在2020年1月24日之前失效，24日重新上线）。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月刊，创刊于1981年。根据中国原卫生部官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向《大纪元》介绍，《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算是国家权威杂志。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论文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原始数据应该是可信的。
图9：全部病例和确诊病例（图片来源：冯子健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首先，笔者将冯文中发表的数据与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做一比较，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是指前期由武汉市卫健委、接着由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办公室、再接着由国家卫健委、最后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向公众公布的数据，比较结果如下：
表1：冯文中发表的确诊病例数据与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相比较
许多人都质疑中共官方通报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的真实性，就连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反问记者，你相信这些数据吗？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020年4月27日报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名官员曾表示，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比真实数据至少低了50倍。
通过对比发现，在疫情爆发的前期，冯文中的数据与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相差很大，截至2019年12月31日冯文中的数据是后者的3。8倍，截至2020年1月10日是18。4倍，特别是截至2020年1月20日确诊患者的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是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21.2倍！
其次，冯文也提供了医务人员的感染和死亡数据。笔者也将冯文中发表的数据与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做了比较，得到下面的结果：
医务人员感染死亡数字对比（截至2020年2月11日）：
表2：冯文中发表的医务人员感染死亡数据与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相比较
中共官方通报只公布确诊病例，而冯文公布的是感染人数。根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的解释，差别只是在是否在医院感染，并不是感染人数和确诊病例的区别。
第三，冯文提供武汉医务人员感染的时间，与中共官方发表的通报有很大差别，这关系到中共政府到底是何时得知人传人现象的出现。
冯文指出，截至2020年1月10日武汉市已经有18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1月3日武汉卫健委发布信息说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2020年1月5日武汉卫健委再发布信息说，截至目前，初步调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20年1月11日发布新闻发布会指出：“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2020年1月10日，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王广发向新华社记者表示，目前没有出现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感染情况。
根据冯文以及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吕小红主任提供的信息，武汉市在2020年1月10日之前已经出现医务人员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而中共政权是通过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于2020年1月20日才承认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最后，笔者认为冯文的最大意义就是有关死亡人数的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15人； 截至2020年1月10日117人； 截至2020年1月20日427人； 截至2020年1月31日921人； 截至2020年2月11日1023人。
这些数据在发生时间上与中共官方发表的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截至2020年2月11日的累计死亡人数差别不大。
根据冯文的介绍，文中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这里存储有死者最完整的数据，包括姓名、年龄、职业等的详细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死于天灾人祸的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也超过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灾难，比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唐山大地震、1998年洪水、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没有死难者的纪念碑，准确地说，没有刻有死难者姓名的纪念碑。
2020年5月4日笔者在《民主中国》发表《建造有所有死者姓名的武肺死难者纪念碑的倡议——高福院士掌管的中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里有所有死者的姓名》的文章，向中国民众，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民众建议，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在湖北省武汉市龟山上建一座武肺死难者纪念碑。纪念碑上依照死难日期刻上死难者的名字，碑文写道：时值进入小康年代……
同日，武汉市父亲死于新冠疫情的市民张海也在网络上实名发出筹资建立新冠死者纪念碑。
2020年5月24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全页刊登1000名新冠死者的姓名、年龄和简历。《纽约时报》头版的标题是《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接近十万，一个无法计算的损失》。《纽约时报》强调指出：他们不止是清单上的名字，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分子。《纽约时报》还写道：记在这里的1000人的名字代表的死者不过百分之一，他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如果中共政府能够先公布冯文中的截至2020年2月11日的1023名死者的姓名、年龄等，那么就能表明查明疫情真相的决心。那些因新冠疫情死亡而没有被纳入名单的死者家属就会要求增加缺失的数据，这样真实的死者人数就能够得出。这应该是最容易的一步。如果这一步也不走，只能说明中共政府并不想展示新冠疫情的全部真相。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