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的团结香港基金牵头、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家撰写的《香港地方志》,耗资达7亿港币，但就歪曲了香港的历史。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图片来源：Adobe Stock Photos）
【看中国2021年1月15日讯】最近，由董建华的团结香港基金牵头、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家撰写的方式完成的《香港地方志》（以下简称“地方志”）正式推出。该书在序言部分强调这部历史书的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香港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而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多次强调他们只是“述而不论”，所以这不是“洗脑”云云。但是，从目前已经发表的两部分（《总述》和《大事记》）来看，则这部耗资达7亿元的香港历史书绝对做不到“全面、系统、客观”的原则，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一、关于香港成功的原因
《总述》在总结香港成功的原因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深水港、英国人的自由港政策、香港人的灵活头脑和拼搏精神、中国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国策、国家改革开放等有利因素汇集在一起”。这个官方论述列举了五大要素，同历史事实并不吻合：
1. 香港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国际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那时香港一个城市的GDP就相当于中国全国GDP的五分之一。所以不是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帮助了香港，恰恰相反，是香港资助了中共的改革开放，直到今天，在中国引入的外资中还有高达70%是通过香港流入大陆的，可惜这一点中共始终不愿意承认。所以“地方志”这个表述完全失实。
2. “地方志”所谓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国策只是体现中共对香港实施“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自利行为而已。因为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它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香港成为它的最大的出口赚汇基地，所以它对香港供水供粮不是恩赐，而是互利。
3. 英国的角色被贬为仅仅的“自由港政策”。这是中共的“香港史观”最败北的地方，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香港建立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在香港成长的人都能够朗朗上口列举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内地人要千方百计来香港）。
二、关于回归以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评价
《香港地方志》在敍述回归以来香港发生的抗争运动后作出结论：‘“一国两制”以宪法和《基本法》共同作为宪制基础并构成宪制秩序，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则。香港社会各界能否在这原则上达成共识，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和香港走出近年政治困局的关键’。
1. 这个结论完全单方面反映北京官方的看法，把香港近年出现的抗争看成是香港方面违背了其“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则”，所以责任在香港，而无视中共自从回归以来即屡屡违背了其在《基本法》内对香港的承诺，并处心积虑要改变香港的原有制度才迫使香港人奋起抗争的事实。
2. ‘“一国两制”以宪法和《基本法》共同作为宪制基础并构成宪制秩序’这个论述，是2014年中共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后才出现的提法，与《基本法》立法的原意不符，是属于“僭建”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发表过详细分析，这里不赘（见程翔: “一国两制”的司法基础危矣，载《信报》本栏 2015-4-30）。
三、对“六四”事件的敍述
“六四”事件对中共和香港关系、对香港回归的进程等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在地方志的《总述》部分却只字不提，而《大事记》部分则只记录事发前后几日的事，分别是4月17日、5月21日、6月4日和6月5日。其他所有因“六四”而引发的问题，例如“玫瑰园”、“居英权”、“临时立法会”等一系列由“六四”引发的问题，影响重大，在《大事记》中虽然都有相关条目，却都不敢点出其与“六四”的关系。不知底蕴的读者就无法看出“六四”事件对香港影响之深，更无从了解它们如何影响回归后的中港关系。事实上，今天中共与香港关系之差，“六四事件”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共却不敢直面这个事实。
四、对香港1949年以后发生过的暴动的陈述非常偏颇
1. 共产党在1952年在香港发动的第一场暴动“被消失了”。
《总述》第四部分“英国的殖民统治”陈述英治时期的几次暴动，它说：“二战以后，第一宗重大社会冲突是1956年的九龙及荃湾暴动，亦称为‘双十暴动’”。那么我们要问，发生在1952年3月1日的“粤穗慰问团事件”（即“3.1事件”）呢？它不是更早发生吗？为什么会“被消失”呢？原因很简单，“双十”是国民党发动，“三一”是共产党发动，虽然两者都对香港造成很大的伤害，但《香港地方志》对中共发动的暴动略而不述（按：《大事记》1952年3月1日条对此事作了125字的敍述）。
2. 对1956年的“双十暴动”和1967年的“左派暴动”的不同评价
对1956年国民党暴动的论述：“九龙及荃湾暴动的导火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亲国民党工会和与其有关的黑社会组织的挑动及参与显而易见。。。战后逃难至香港的平民百姓大都谋生困难，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他们与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受挫败的亲国民党人士构成了这次动乱的社会基础”。
对1967年共产党暴动的论述：“当年不少左派群众抱着反抗殖民压迫的心态投入斗争，对抗全副武装的军警。然而，期间有些做法引起许多市民对左派的不满，致使香港左派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贴上负面标签。港府则借机加强宣传，争取市民的认同。
两相比较，如果1956年国民党发动的暴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难道1967年共产党发动的暴动就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吗？对国民党谴责有加，对共产党则同情有余，对这两场暴动的不同表述就充分反映了地方志的偏颇。
五、“为当权者讳”的拙劣做法
《总述》之十提到中国文化人至少四次较大规模的南下香港，推动香港文化的发展。对于前三次，《香港地方志》都有提及其背景，例如对第三次，它的提法是：“1946年开始，大批左翼作家为了逃避内战和国民党当局迫害，从上海、北平、广州、南京等地南来”。这个论述突出了所谓的“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至于第四次呢？只字不提他们都是逃避共产党的迫害而南下避秦，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部地方志“为当权者讳”的很要不得的立场。在南来文化人中，它列举其中鼎鼎大名的饶宗颐，正是这位国学大师，他在1949年因逃避共产党而来到香港，他坦承“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见人民网：《根基 机缘 荣誉——饶宗颐的百岁人生》，2018年2月7日）。在很多香港知名的文化人中，很多都有像饶公般的经历。对于繁荣香港文化居功厥伟的南来文化人，皆因逃避共产主义灾难啊！可惜这些事实都不能见诸于官修历史。
同样道理，地方志在敍述香港五十年代从转口贸易转型为工业的过程中，强调了从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才如何帮助了香港的现代化。如果不明白当时的背景，真的会误信中共对香港如何好，但明白背景的人就会知道这些资金技术和人才都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清算和没收才被迫南迁的。这些敍事方式都体现了地方志“为当权者讳”的羞耻。
以上所举仅其荦荦大者，就足以证明其失实的内容及偏颇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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