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说到张爱玲与胡兰成，我们不能不提及苏青。因为胡兰成和张爱玲的相识，缘起便始自于苏青。苏青在创办刊物《天地》时，写亲笔信给当时上海滩风头正健的作家张爱玲，向她邀稿，稿件写得十分亲切：叼是同性，敬请赐稿。张爱玲看着这句叼是同性，很是喜感，一个人为之笑了好久，给了苏青一篇小说《封锁》。正是因为这篇小说，让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文笔一见倾心，读到第二段的时候，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读完后，心里立志要把写这文章的人找到，无论是男是女，要建立联系，要把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发生一遍。
在苏青办杂志办刊物的那段时间，张爱玲还受邀和苏青进行过对谈，这次谈话非常精彩，放在今天依然是不过时的，而苏青在谈话中，就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共产主义思潮对她的影响。她提到取消婚姻，实行男女同居制度，合则聚，不合则散，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与社会；孩子则交由国家统一抚养等等。而张爱玲的观念则相对传统，认为丈夫大妻子十岁往上，是最好的一种般配。
那几年的时间，张爱玲和苏青是走得很近的。张爱玲和她的印度女友炎樱逛街，也会邀约苏青前往。炎樱很喜欢给张爱玲设计衣服，而且都是奇装异服，理由是张爱玲本人太苍白了，需要奇异一点的服装显示她的存在，而张爱玲也很热衷这些，所以她在上海时一直穿得都很奇怪。但姑姑张茂渊对此曾忿忿不平地说，炎樱设计了这么多奇装异服给自己女朋友穿-----关键是她本人倒是穿得一点都不奇怪，正常得很。张爱玲写过一篇论苏青，提到她们三人一起去霞飞路做衣服，苏青要做一件外套大衣，炎樱就热情地提出修改意见：垫肩不要，腰带不要，口袋不要，折皱花边也不要，那么苏青到末了就迟疑起来了，说这样不妥，别人都有我却没有，不好吧？张爱玲在一边看着灯下的苏青，就笑起来，形容她是乱世里的佳人。她看得懂苏青的好，欣赏她身上那一种宁波女人的热闹，勃勃生机。在《我看苏青》里她这样写：苏青是——她家门口的两棵高高的柳树，初春抽出了淡金的丝。谁都说：“你们那儿的杨柳真好看！”她走出走进，从来就没看见。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种无意的隽逸，譬如今年过年之前，她一时钱不凑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又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风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
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座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那还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她在文章里评价苏青的婚姻和她的执意离婚：“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她与她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负气，得到离婚的一步，却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
苏青原名冯允庄，又名冯怡和，这个名字能看出，她出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极好的书香门第的家庭。她曾经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在学校被人封为宁波皇后，很出风头。因为家里安排早早订了婚，不曾完成学业就结婚做了少奶奶，她嫁的丈夫是个旧家少爷，脾气很大，又不肯好好养家。小夫妻脱离了大家族的庇护，在上海谋生，又陆续地生养孩子，日子过得是口角不断。在在1930年代后期，她就开始写文章投稿，因为她写的都是新女性新家庭的生活和苦恼，真实又亲切，行文泼辣又细节生动，很接地气，所以读者甚多。她曾因发表《论离婚》的泼辣文风，受到汪精卫政府的上海市长陈公博的欣赏，还特意给了她一个政府专员的职位，二人也一度过从甚密。也是受了这种鼓励，苏青和丈夫离婚，夫妻关系交割清楚。因为孩子太多，也是无法交割清楚的，二人还是楼对楼地做邻居，住得很近。孩子们都跟着苏青。而苏青的悲哀在于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一直是不清晰的，她摆脱的只是一个不如她意的婚姻，和一个男人离婚，转而又从另一个男人，另一段情感里得到弥补。最好这个男人是令她扬眉吐气，志得意满，超过第一次的，证明她这个婚是值得离的。而在终身之事上，苏青既做不到放下这几个孩子，清清爽爽地单身女子的身份再嫁，也做不到完全放弃自己的私人感受，为了孩子们，一心一意做一个好母亲。用张爱玲的话说，她的豪爽是天生的，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
在苏青在上海滩办杂志卖文为生的那几年，曾经和一些位高权重的高官要员有过交情。其中有日占时期汪精卫政府的官员，陈公博，胡兰成等，也有1945后国民党政府的官员。1945年，二战结束。日据时期活跃于上海文坛的苏青和张爱玲，自然都被人追究，说她们与汉奸有染，而苏青这么个性热闹的人，自然是被人在报纸上骂得更加凶一些。她不知避祸和收敛，续写了结婚十年。写的是她离婚之后的生存境遇，也包括了各色男人的纠缠。其中呢，她也写到了胡兰成，虽然化名谈维明，谈到的职务和人物个性，却是让知道内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胡兰成。于是，这本书公开出版以后，苏青也自此失去了张爱玲的友谊。
有一位后来去了台湾的作家曾经出来认领，自己是续结婚十年中的某个人物，在香港的报纸上撰文回忆在和苏青交往的日子，当时的前夫就住在对门，互相方便往来，前小叔子也来找苏青，因为对她身边出没的男人很不放心的缘故。这人也写到，有时候夜里他去看苏青，见苏青的孩子们被安排睡在客厅的地板上，独有苏青在卧室里，犹做灯下美人，等待有情郎。当事人因为有感情打底，怎么样难堪的事情写在笔下都有其脉络。但在我们读者看来，真的是，非常难堪，非常难堪，而且非常凄凉的。这文章里也写到陈公博被公审枪毙后，照片登在报纸上。苏青看见报纸，自然是十分不安的，但这不安，也是找到这另一个男人来陪伴和安慰。
1949上海赤化后，张爱玲，胡兰成，以及一些和苏青过从甚密的朋友都远走高飞。而苏青呢，则是缺乏这种远见，同时她脑子里是受共产主义思维荼毒的。于是她痛快地换下旗袍，换上了人民装，在芳华越剧团做编剧，曾经编剧的《宝玉和黛玉》，十分卖座，据说创下了连上映几百场的记录。她很有兴致，跟风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创作新戏《屈原》时向专家贾植芳写信求教楚辞的问题，贾呢，不久后又被牵涉到胡风案，苏青呢，自然也没逃过厄运，被关了近两年才出狱，回到原单位看大门，自此再没有机会写点什么。在1950年代还有一件祸事，就是她的前夫，本已再婚，1949年后在上海一家法院工作，因为伙同贪污罪，被定罪枪毙了，前夫的现任妻子害怕，自己不敢去认尸，要来找苏青，本来苏青和前夫为了孩子，从来没有断过口角官司，但在生死这种大事上是讲义气的，于是一起去被枪毙的死尸堆里认尸，领回来安葬。
而这对苏青而言，也就意味着养育子女的责任全落在她头上。而中共在1960年代，1970年代发起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次都没有放过苏青。而她的儿子女儿因为她的缘故，身为贱民，根本没有机会受很好的教育，全是在流放外地和上山下乡中颠沛。苏青一次次地被捕下狱，交代她的种种反革命罪行，过程之中，受尽凌辱。据说，有人遇见过被释放出狱后的苏青，已经完全是个老太太了，剪着短头发，异常的沉默寡言，冬天默默坐在弄堂口晒太阳，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弄堂老太太没有区别。晚年，她和女儿外孙寄身在市中心一间房子里，需要和邻居共同使用厨房卫生间，狭窄的空间内大家心情都不好，彼此口角不断，她们这样被视为贱类的人家，家里又都是妇孺，自然是受气更多，有冤无处诉的，于是申请换房子，折腾到边缘郊区，落个清净。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身患各种重病，经常吐血，那个阶段儿子每天给她做好饭之后，出去摆地摊，如此相依为命，每天苏青看见儿子回家，就问道，今天赚到钱了吗？而这个钱，也不过是几块钱的人民币。她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病痛缠身，毫无生趣，只求速死，死了也谁都不知会。据说她想再看一眼当年自己的书《结婚十年》，但这本书早已被共产党列为禁书，而她自己家被历次抄家，昔日痕迹无存。可见在这种倒行逆施的专政统治下，人的尊严被践踏被剥夺到什么样的地步，除了苟活，个人意志早已被摧毁，没有了任何精神生活。1982年12月的一天，苏青的儿子收摊回家来，做好饭了去叫她，才发现母亲已经过世了。终年69岁。而两年后，上海市公安局才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也就是说，安在苏青头上的反革命罪，是共产党发起的针对自己统治下的人民发起的戕害，制造的无数桩冤假错案中的其中一桩，而苏青为共产党的这个错误，在牢狱中渡过了整个后半生。
苏青的一生，是非常令人唏嘘的。她的一生可谓一个标本，作为一个民国新女性，她主张女权，有才华，也有行动能力，但和张爱玲的母亲一样，她所有的行动也不曾最后获得幸福。又因为她的思想受共产主义理论影响，在1949她选择留在大陆，而共产党无论是针对知识份子的迫害，还是对普罗大众的生活与尊严的恶毒摧残，苏青全都一次不拉地经历过了，在惊恐和屈辱中渡过了毫无尊严的后半生，含冤而逝。曾经影响过苏青的思潮，无论是女权运动还是共产主义，今天依然在影响着世界，而苏青的一生，值得我们以此为监，映照自身-----我们必须要反省这种违反传统人伦的女权主义，共产主义在我们女性思想中的渗透，甚至潜移默化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要有能力对此监别和否定，这也是我们活在今天这个共产主义邪灵统治世界，中共病毒荼毒生灵的世界的意义之一----站在时间的末端，反省前人的生活经验，去归正，而不是承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