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傅斯年与李宗仁。（网络截图）
古往今来，中国作为泱泱大国人才辈出，在民国时期也不乏举世闻名的泰斗级国学大师。听到胡适、钱穆、陈寅恪、傅斯年、吕思勉等人的大名，至今仍然如雷贯耳。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大师在风华正茂的年代，遭遇了西来幽灵---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命运也随着各自的选择不同而落差很大。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等成语用在中共的身上未免都太轻微，卑鄙无耻一词倒是略为可以表述其邪恶之万一。
慧眼识真伪 胡适坚拒中共逃出魔掌
70年前蒋介石亲自制定的“抢救学人计划”，确实是从中共虎口中“抢人”，那些在大陆沦陷于中共之前逃离大陆的国学大师如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侥幸逃出生天，还能在自由社会传承自由思想，而听信谎言、留在中国大陆的杰出知识份子们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几乎都惨遭迫害，幻想破灭，留下的是一个个悲惨的噩梦。
据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回忆，蒋介石在1948年11月派出了三架专机，准备运输这些北平的著名学者经南京转赴台湾。胡适领命后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到达之后，他却看到飞机上几乎都是空的……胡适感到悲伤，一个人在机场嚎啕大哭。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胡适似乎早已预测到了这些知识份子未来的命运。
因为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都很巨大，蒋介石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到南京，当然中共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当时毛泽东曾讬人带给胡适的一个口信是：“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当时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共产党占领区等待任命的吴晗曾是胡适的学生，他也指派嫡系找到胡适本人密谈，力劝胡适留在北大为共产党服务，不要跟随国民党出走他乡。
然而，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者告诉他的学生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而是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但胡适铁心不跟共产党走。早在1919年，胡适曾经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
1946年，胡适曾写过一篇《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文中论及了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即一类是英、美、西欧的民主国家政党，一类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在文章中，胡适清晰的列出了这两种政党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有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1949年5月，已经投奔中共的时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私交甚好的陈垣发表了《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规劝其“正视现实，应该转向人民”。胡适也曾劝说陈垣一起离开大陆，却被陈垣拒绝。陈垣天真地相信：“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胡适对陈垣的这种选择表示“甚可怜惜”，次年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作为回应，并且称这封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自由”。
大是大非选择不同 父子命运也截然不同
胡适临行之前，他的小儿子胡思杜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中，不愿意随父母南行，这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当时，胡思杜刚从美国回到北平不久，对当时国内的情况并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于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为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自己儿子的思想工作，只能随其自便。
20世纪50年代祸起萧墙，中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幼子胡思杜虽然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但是共产党却仍然不放过他，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之时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1951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坚拒傅斯年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了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中国大陆，1952年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但是在文革中因受傅斯年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最终在北京陶然亭含冤投湖自尽。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甯坤接到国内急电，共产党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曾前往送行。巫甯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荣幸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28年之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甯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优柔寡断身陷魔窟 陈寅恪饱受蹂躏含恨而死
曾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1965年，在刚刚从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熬出头的中国大陆，人们都在庆幸当局总可与民休息，太平几年了。然而何曾料到，毛泽东这时的意识形态却日益膨胀，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潜然而至。有预感的陈寅恪已在为国势危急而忧心如焚了。他于1966年所作的《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一场浩劫突兀而降，他的预言竟成现实。
此时，他是多么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虽曾与胡适一起到了南京，但却未离开中国大陆。他一直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也从未向中共低头，结果必然被中共所不容。文革开始之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被停发工资，存款冻结。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的名号被批斗。他的家被大字报所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他的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必须“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误上贼船 胡适高足吴晗抱憾惨死
1949年之后，中共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中国知识份子所受到的摧残为三千年来所未曾有。
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胡适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一时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结果如何，历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对于吴晗太过残酷了。
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19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与吴晗一样选择留下的知识精英们，也一样没有逃脱中共的魔掌。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曾有机会逃离，但却被共产主义的谎言蒙蔽了双眼，也不幸地成为中共的牺牲品。
看透中共邪恶 傅斯年大师投奔光明
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而他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
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1932年他在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当他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份子时，十分不安。他曾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相信共产党！
抗战后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来到延安，傅斯年还与毛泽东单独交谈一晚。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远走南国传播中华文化 钱穆大师高瞻远瞩
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份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博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乱世枭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迳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对于钱穆这样的大师，中共自然也不会忘记统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已经丝毫不抱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