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人士许志永（图片来源：维权网）
【看中国2020年9月21日讯】编者按：许志永今年2月为了躲避中国警方针对去年12月于厦门一场异议人士的聚会所展开的大抓捕，展开逃亡，并在逃亡时在网上发表一份《劝退书》，内容严正批评习近平无能力处理危机，包括新冠疫情与香港的抗争运动。他在逃亡几周后，于2月15日在广东被逮捕，而当天深夜他的女友李翘楚也被中国警方从北京带走。下面这段文字来自李翘楚近期脸书。
去年夏天有一次乘地铁，许志永因为查身份证的事情跟协惊争吵，我远远的躲在一边想着“可千万别把我和他当成一伙带到派出所去”，那个时候的我应该不会想到半年之后的生活吧。
6月19日宣读取保决定书时，我为自己能出去但他却被送往山东而难过，不知道自己写了悔过书苟且来的自由是不是有意义。我前面有一条孤独而黑暗的路，我站在路口，只身一人。
回家后只给了自己五天用来平复的时间，便开始发声，第一次只敢发张图片，国保警告“不是告诉你要像消失一样吗”；第二次发了文字“他们让我像消失了一样，好担心被消失……”，国保说“报平安可以，但别提案子”；第三次开始发案件即时信息，国保提出见面“外面的生活不好吗？非要到里面去？”；然后硬着头皮把约谈的内容发出去了，清静了一个月。接下来开始公开在里面的细节经历，国保气急败坏的威胁我和家人，来找我的人数从两个，到三个，到四个，每次都害怕，但还是咬着牙把约谈经过写下来公开。昨天，见面的又减回到了两个，也不再提不许发声的事情了。
对比一开始刷个存在感都被威胁，已经争取出一些空间了。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到在取保这个框下要挺直了腰走有多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私下经常哭，真实的无助和孤独，甚至有时会情绪化地埋怨，这个事件被抓过的又不只我一个，其他人去哪儿了呢？我孤独到必须发声，又孤独到害怕自己把握不好边界随时没有机会再发声。
此时想休息一下下，让自己有力气继续战斗。就为了有一天许志永回来了能好好的把他骂一顿。
2020年9月13日
许志永女友李翘楚（图片来源：维权网）
编者按：今年1月9日晚李翘楚通过推特、脸书自媒体发表了题为《戴手铐跨新年》的文章，讲述了2019年12月31日警察对许志永家进行搜查抄家并对她传唤、虐待的经过，这也是“1213专案组”大抓捕行动以来，第一次有亲历者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2019年12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大概十几位海淀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和国保，对位于奥北中心的许志永家进行搜查，他们并未穿着制服，其中只有一位民警向我出示过他的证件，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也并未看清楚该民警的警号。我问他们是否有搜查的合法手续，他们回答稍后在办案中心会补给我。搜查中，我只能待在房间的客厅里，许志永的保险箱、私人书信、部分书籍都被抄走。随后，我被其中的五位民警和国保带上楼下的面包车，前往我位于魏公村附近的住所进行搜查，我平日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手机、ｕ盘也被扣押。两次抄家，我并没有拿到扣押物品清单。
中午12点左右，我被带往位于西三旗的海淀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以“寻衅滋事”传唤24小时。在办案中心的登记系统里，我被标注为“无名氏”、“国保专案”，之后被安排换衣服、拍照、按指纹、验血验尿，且需要全程戴手铐。从12月31日中午至1月1日中午，我经历了三次询问，每次都有三位国保在场（2男1女），主审的国保每次都不一样。并没有人向我出示过工作证，我也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国保在此期间让我在传唤证上签字，但并不允许我保留自己的传唤通知。
中午在监室稍坐了一会儿，我就被叫去开始第一次询问，我坐在问讯室的铁椅子上，对面主审的国保拿出在家里搜出的我的个人日记，问我与许志永的关系、平日的联络方式、许志永的具体去向等属私人范畴的问题，当我提出，这是我的私人事情不想回答，国保很严厉的说，既然传唤你是因为找不到许志永，你当然有义务配合我们回答此类问题。过程中，我的抑郁症病情、我的私人日记、我曾经的婚姻经历，都被拿来对我进行人格贬低。他们一再的强调，我是工具、炮灰、污点，以此挑拨我和志永的关系。我内心觉得无比荒谬，两个单身的人自由恋爱，却要被恶意污名化。第一次询问结束，我被要求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笔录的大致内容包括：我的基本情况、我与许志永的关系、平日联络方式、我最近一次见到许志永的时间地点。之后，我被允许回到监室休息。由于全程不被允许佩戴眼镜，我看不清楚具体时间，第一次问询大致持续三个小时。
第二次询问，主审的国保一直问我对于许志永如何评价，我说他是关心社会底层命运、有正义感的人。他显然对于我的回答并不满意，在言语间对我进行威胁：“我们很想让你尽快回家，但如果你就执意要支持许志永，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就不好说了，你过年的时候在哪里也不好说了，你见过看守所吗，被关在看守所的人，让他在黄线里面走就不敢走在外面，让他站着就不敢坐着。你待三天就会崩溃的”，进而强迫我保证要与许志永疏远关系。我在签笔录时，发现里面包括“思想教育20分钟”。第二次询问大致持续两个小时，结束后已到傍晚，我回到监室，晚饭吃了统一发放的白菜馅包子，也许是太饿了，当时觉得包子很好吃。2020年的跨年，我就在监室里的石板上睡觉，冰凉的石板再加上经期疼痛，我只能尽量蜷缩着身体。由于第一次戴手铐没什么经验，双手活动导致手铐越来越紧，手腕有些红肿疼痛。
第二天早上，由于身体不适吃不下早餐，我喝了些水要求民警带我去吃药（我的抑郁症治疗需要每天定点服药），医护人员问了我的症状，说只能给我一粒，我提出按照自己原先的医嘱服用两粒被拒绝。休息片刻，国保对我进行第三次询问，大致持续1个小时，问我的常用邮箱和密码，以及，许志永的电脑放在何处。之后告知我24小时传唤结束，由国保开车送我回家。除了我个人的日记本和1部手机，其余扣押物品都以“与案件有关”拒绝归还，送我回家的国保让我留了没被扣押的那部手机的电话号码，说归还物品时会联系我。
我至今都不明白，何为“寻衅滋事”？因为找不到许志永，就可以随意将他的亲属以“寻衅滋事”传唤？而1月1日中午传唤结束后，至今天1月9日，九天时间里，我每日出行都有国保跟踪监视，不仅侵犯了我作为公民的隐私权，还让我时刻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许，麻木和恐惧就是如此被“养成”的。但亲身经历了，便不想假装毫无察觉、被迫禁声。国内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动辄连坐，累及家人好友，以此将他们推向整个社会环境的对立面。
如今，许志永在这个国家被迫逃亡，我也生活在被跟踪监视、甚至可能“被消失”的恐惧中。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及李英俊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遭受酷刑的可能性。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12.26公民案”，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
李翘楚
2020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