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在墙内跟自由世界是截然两种不同的版本，在墙内的朋友们在历史课学到的大概都是在讲“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是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三年自然灾害，但事实上这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篡改历史后的版本。三年大饥荒是中共失败政策造成的，是中共失败政策造成的，是中共失败政策造成的，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遍。今天斯坦就要比较两大近代史上的大饥荒事件：苏共与中共。苏共的饥荒发生时间早于中共，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史达林借刀屠杀乌克兰人的政策与毛泽东政治斗争下产生的中国三年大饥荒并驾齐驱人类史上的大悲剧。
苏联乌克兰大饥荒比中国三年大饥荒早了26年，毛泽东绝对相当清楚乌克兰大饥荒的前因后果，他不但没有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还坚持模仿史达林的失败政策，就是在国人遭遇粮食匮乏的危机时，跟史达林一样拒绝了国际援助，并且还加大量提供粮食给其他共产政权的军队跟换取外汇，想要营造出自己的领导之下，国运昌隆的假象。结果造成国内数以万计的人民跟农民饿死。直到目前为止，中共仍然在歌功颂德毛泽东，掩盖窜改三年大饥荒的真相。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毛泽东崇拜的人：史达林，怎么样造成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呢？
这件事情要从苏联在1927年开始执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开始说起，农业集体化是将农民的土地，以不合理的方式或政策将土地从农民手上抢走，变成国家的财产，并把农民送去集体农场，让他们集体耕田。想当然，有土地的人，或比较富有的农民，像是比较会种田的、产量高的人当然会反对。共，并不会因为你反对所以要想办法跟你居中协调，创造双赢。而是把反对者抓起来送去劳改营。简单来说，集体化运动就是抢了你的财产，还把你变成奴隶，再以你反对他的‘美意’为名，罗织罪名，强迫你到集体农场或劳改营免费工作，等于国家变成土匪，把你从头到尾剥皮好几次。在集体化约3年时间，苏共至少把30万民富农送进劳改营。美其名是‘改善农产效率’的集体化政策，实际上就是暴政。这边所说的富农，不是地主，指的是比较有钱的农民，比如说你有马、有钱可以借给别人、有自己的房子，只要符合其中一项，你就是富农。很可怕吧？这就是‘贴标签’、‘扣帽子’、‘批斗’的经典暴行。
我们一起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有技术的人，会耕田的人，被强制剥夺财产并送去劳改营，在集体农场除了恐惧跟害怕之外，没有其他会令人想认真劳动的动机。有些农民为了反对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干脆就把农田烧掉、把自己的房子烧掉、把家里养的动物杀光，就是不愿意让名为政府的土匪得逞。就在同一期间，苏联也碰上了旱灾，仅剩的农获量大减，粮食开始短缺。有世界粮仓美誉的乌克兰，首当其冲。集体化运动跟打富农政策，让所有的乌克兰人开始想逃离家乡，前往波兰，或某些乌克兰人兴起了独立运动的念头。
毛泽东跟史达林都以为，提升农场效率的方式就是集体化，但问题是政府剥夺了人民的财产后，唯一能让人愿意工作的方式就是恐惧，恐惧也会造成在达不到计划目标的状况下，让人想尽办法瞒报数字，让帐面看起来漂亮以避免逞罚，因为那些逞罚有可能就是要了你的命。数字造假就是从当年开始的普遍恶习，更进一步导致了所谓的浮夸风，浮夸风改变了在过去几千年内敛而保守的中国人性格，使得他们开始普遍习惯、并融入了假大空骗的浮夸生活方式。行成一种体制上的恶性循环。
那，苏共政府当年又是如何处理饥荒问题的呢？首先，在城市开始实行口粮限额配置，城市的口粮比农村的多。更讽刺的是，连在劳改营的人配给到的口粮都比农民还多。连在监狱的人都吃得比生产粮食的人还要饱，那这到底是什么奇耙政策？另外在苏联隐藏粮食也是死刑罪，有很多人因为在家找到麦子而被直接枪毙。曾经就有农村的孩童，在地上捡到干掉坏掉的麦子，直接被判了死刑。
但最可怕的是，当时苏共还特别提高了粮食出口量：1929到1931年往德国粮食出口增加3倍！1924年往英国麦子出口量为26,799吨，1927年为138,486吨。苏联在1929年麦子总出口量为170,000吨，1930年为4,800,000吨，1931年为5,200,000吨。两年提高30倍！虽然苏联有一些高官希望可以降低粮食出口，并提供援助乌克兰，但史达林认为他需要外币买武器跟工业设备，所以他反过来更加提升粮食出口量。大量的粮食出口加上旱灾的结果就是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在乌克兰大饥荒总死亡人数接近4,000,000人。不同统计方式会有不同的死亡人数，比较不同资料会发现评估死亡人数从最低1,500,000到最高10,000,000人，因为资料的不透明度太高，并且被苏共销毁的资料太多，因此实际上甚至是远高于估算的人数。
即使得知死亡人数这么高，当年史达林依然选择隐瞒事实，对外宣称苏联境内没有饥荒，继续大量出口粮食。今日的专业人士，还在讨论乌克兰大饥荒是否应该要归类成‘乌克兰种族灭绝’。是否史达林直接利用当年的饥荒，打压当时正在崛起的乌克兰独立运动？在大饥荒同时苏共也在乌克兰执行了“去乌克兰化”政策：禁止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停止乌克兰文化等教学。各位朋友们，说到这里，是否感觉这很像中共在西藏、新疆与南蒙古所执行的政策？
乌克兰大饥荒对全球来说是一个经典的教训，执政者的失败政策是能导致人间炼狱的，但是中共有没有从自己的亲生父亲的负面教材学到什么？本来我想说‘完全没有’，但我认为毛泽东学到的是史达林的驭民邪术跟政治斗争，因为毛泽东所执行的政策完完全全仿照史达林的失败经验，但是对毛泽东来说，可能是成功之路。虽然中共国的教科书不承认三年大饥荒是毛跟其他跟风的共产党员暴政下所产生的惨案，但是无论如何洗脑跟试图掩盖这些疯子的虐民政策，他们也无法把所有经历过这场悲剧的人的记忆抹除。
在毛泽东的奇耙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除四害运动包含打麻雀运动、收获数字造假，地方政府官员害怕社会主义的铁拳先打到自己头上，宁可成为加害人。还有中共当权者的奇异命令，像是三面红旗不能倒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成就了三年大饥荒。跟乌克兰大饥荒一样，暴政才是导致三年大饥荒的原因，死亡人数评估最低从15,000,000人到最高45,000,000人。四千五百万人口数以现代标准来看，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人口数才超过这个标准，是一个中型国家的人口数。
甚至毛泽东在1959年上海秘密会议上还说了这段充满反社会人格的经典名句：“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毛泽东宁可饿死一半中国人也不开放粮仓救那些才是真正撑起国家的人民。1960年春天，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全国粮食库存403.51亿斤，这些粮食只要拿一些出来救人就不会饿死。137亿斤粮食可以让饿死的4,000多万人吃个一年，那么也许大饥荒根本就不会发生。1960年7月，苏联撕毁中苏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这时大饥荒早已发生一年半。但苏联撕毁的是技术协议，和农业无关。苏共不但没有逼债，反而向中国提供粮食、糖的援助。傲慢自大的毛泽东，又感觉自己被羞辱了，所以又讲了另一句经典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就算国内有饥荒，他还是坚持要‘提前还债’，蒐刮农民仅剩的救命粮食，也要用来抵债、出口换外汇还债。无视自己的错误，加大量出口粮食，换来的外汇就买进口机器设备、武器、各种舶来品，同时还要巨额奥援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完全都是仿照苏共压榨农民。
天灾不足以构成三年大饥荒爆发的要素。相信稍微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天灾如同家常便饭，干旱、水患、地震都是有频率性的发生，一个政府如何因应跟研拟对策、制定政策，才是天灾对社会影响多寡的最主要因素，‘好的政府带你上天堂，不好的政府让你闹饥荒’。
如果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天灾是三年大饥荒的一个谎言，这边我们来比较一下数字：
1954年中国出口粮食为171.1万吨
1958年中国出口粮食为288.34万吨
1959年（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出口粮食为415.75万吨
大饥荒时期出口的粮食数量比大饥荒之前还要多好几倍，哪里有所谓的粮食生产短缺呢？
我们常听说‘共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实际上真的发生过，这不是一种抽象的描述，不只是在描述人们互相斗争、陷害、彼此利用而已，而是共产社会的失败政策，真真实实会让人们为了生存而相杀相食。在当时的四川、甘肃、青海、西藏、陕西、宁夏、河北、辽宁都发生大量人吃人的事件，几乎遍及全中国。路上的大体、路人、亲人、父母、小孩都可能成为相食的对象，甚至有将人肉当猪肉贩卖的。当时中共为了掩盖真相，还把吃人说是“特种案件”。其实在各地官方资料、民间的调查报告、原始记录、文学作品都有当时全忠国各地人吃人的记载。同样在1932-33年闹饥荒的乌克兰，也发生过人吃人、父母吃小孩、小孩吃父母的惨案。
有些人会说，那就逃去其他没有饥荒的地区就好了啊，他们都傻了吗？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逃荒的权利。公共食堂，是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的产物。饥饿和死亡的原因之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随意大吃大喝，还强迫农民要加入团队，统一用粮，没收全部的人家的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就抓谁，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政府的滥权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不但如此还派民兵围堵拦截逃荒的饥民，设关卡抓人，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求救信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区的邮局就扣留了1万2000多封向外地发送的求救信。为了不让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他惩罚。史达林，就干过同样的事情，可以说毛泽东完全都是照抄。这也是中共跟苏共户籍制最一开始的功能之一，一但政府出了什么错，直接封锁当地即可，有没有想到最近的中国武汉肺炎封城记，这不是史上第一次了。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曾经写过“在正常运行的民主社会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共跟中共，为了快速完成工业化改革成功的表象，大撒币采购国外设备，但是政府的钜额财政收入从来都靠压榨老百姓跟出卖国家利益所得，其中受害最深的都是基层跟农民。你就算快饿死，国家还是要把粮食出口给其他国家，因为都外币比你的命还值钱，我的政权也比你的命更重要，口口声声说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可以牺牲每个人的一小部分，原来在极权国家，人命只是一小部分啊！
史达林跟毛泽东拒绝国际援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让外面的世界看到自己的领导无能，他们的政治生涯比任何人的命都更重要，当然在往后的日子里，类似的悲剧也是不断上演，像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共国的打压西藏、新疆、法轮功等、当权者的利益永远才是第一优先！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清楚的了解在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之下，生命真的无价值，这边指的无价是：毫无价值。这个国家跟体制的运行是为了保护领导阶层的人，保护党，为了党的生存可以消灭任何反对的声音，牺牲几千万人都在所不惜，为了一小撮的人，要牺牲大部分的你们。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的洪灾、瘟疫，难道就不一样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