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运璿与当时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的工专学生合影，右四穿西装者为孙运璿。（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孙运璿先生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担任了近二十年的行政首长，普遍被认为是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推手，他带领着一群杰出的政经团队，让台湾安然渡过石油危机、中美断交等事件。
他在中共全面打击台湾的国际地位时，不卑不亢地发表对中共统战活动的严正声明，获得海内外各界的一致赞许。他因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一生清廉、平实的风范，被人们尊称为“永远的行政院长”，然而却因积劳成疾在任内因病请辞，留下了一段未竟之路……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孙运璿于1913年出生于山东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在孩童时期，因父亲孙蓉昌还在大学念书，没有收入，必须仰赖家族接济，所以与母亲就要负担更多的农务与家务，然而他都任劳任怨，从不喊苦，也因此深得长辈们喜欢。小时的他最期待过年和夏天，这时父亲就会回家。父亲回家后都会问孙运璿读了什么书？将来要做啥？并对他讲中国历史上忠孝节义的故事，如文天祥、岳飞的事迹。
父亲说道：
“我今天对你讲，将来你对儿子讲，儿子对孙子讲，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才能保持住这个传统。”就这样父亲在他心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影响着他一生为人处事的态度。孙运璿六岁上了小学，当时老师规定要背古文，尤其是《赤壁赋》、《贾谊论》、《出师表》这些传统的经典文章，这一切对他日后的处事能力有着极大的影响。
孙运璿很用心读书，年年拿第一，他原本想修习文学，但是当时国事日非，民族危机在即。这时父亲对他说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了就要为国家做事⋯⋯”父亲的这番话成了他一生的转捩点，他决定到哈尔滨学习工程技术准备为国所用。
1927年孙运璿考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由于他不愿留在当地为日本人做事，于是到了江苏省连云港电厂工作。不久后，对日抗战爆发，孙运璿南下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事后勤的电力工作。他在战火密布的情况下，从事搬迁厂房以及供电的任务，常常忙了数个月都没能好好休息，其艰苦的付出不亚于在前方第一线的战士。
抗战胜利后，孙运璿原本依令要与著名矿业工程师张莘夫等人一起去辽宁做战后接收工作，却因临时接到电话，须要接待几位美国工程师而作罢。不久后，传来张莘夫在东北遭中共杀害的消息，原来当时东北已陷入共党势力，中共对民国政府官员恨之入骨，张莘夫遇害后，中共更扬言来一人就杀一人！
孙运璿后来回忆道：“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那通电话晚来十分钟，我上了飞机，如今不是身陷匪区，就是早已升天。”此事件后，孙运璿到台湾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这一离开就终身未踏上故土，1947年与父亲孙蓉昌短暂相聚后，就此与身在中国大陆的父亲永久别离。
公仆典范
在台湾的孙运璿，带领着几百位工程师与职校学生，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就复原了遭战乱损坏的供电系统，打破日本工程师“台湾将黑暗一片”的预言。
不久后，国民政府搬迁来台，当时台湾物资奇缺，在国际上更是孤立无援，1951年初外汇存底将近枯竭，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状已被国外银行拒收。时任总工程师的孙运璿出面奔走，最后成功向美国西屋公司借贷了200万美元得以完成乌来水力发电所、台湾东西部配电联络线等各项设施，之后的二十余年间他一路打拼，执行“乡村电气化”、火力发电政策，使台湾电力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超越当时的日本、韩国。
六七十年代，国际政经局势骤变，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之后面临日本、美国等强国一一断交，又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其间孙运璿前后担任交通、经济部长、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在任内果断因应变局：他一方面发展农业，一方面积极提升工业技术，大力拓展外销市场以及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新竹科学园区”，将台湾打造成“科技岛”。他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台湾的国民所得成长三倍，经济成长率更高居世界第一，被誉为经济奇迹。
除了经济成就外，孙运璿不凡的人格操守，也留下许多感人的小故事：
在台来投靠他的亲族成员多达十七人，开销庞大，长官曾体恤他，想要多给他津贴，但都遭到婉拒。他坚守三不政策（不应酬、不剪䌽、不题字），也从不与企业主私下见面。曾经有位部属拿了只自己养的母鸡赠送，但是孙夫人坚决不收，两人在拉扯间，母鸡居然当场生了个蛋，最后只得破例收了一颗鸡蛋。
日后，当孙运璿因病退休，原想兑现自己曾经承诺夫人“一生一定要带她游尼斯（法国）一次”的约定。此唯一一次的旅行行程，由出版其回忆录的天下杂志董事长殷允芃女士协助安排，却因为孙家无法提出个人十万元存款证明而无法得到签证，最后在多方人士奔走协助下才能成行。这些事迹为人所津津乐道，也成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典范。
慧眼洞察中共阴谋
在孙运璿任行政首长这期间，中共也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渗透进行统战宣传，1979年1月1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对外宣称要与台湾进行和平谈判。发表后，总统蒋经国表明立场，重申反共国策，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德萨尼访谈时表示：与共产党谈和，无异“与虎谋皮”。
当年的1月12日，孙运璿于行政院发表《对共匪最近各种统战活动的严正声明》，在演说中他强调，中共与美国建交后，不断以各种统战伎俩渗透世界各国，瓦解全球自由之士的反共团结；并以过去的历史强调，在中华民国的建国之初，中共便一直扮演着破坏性的角色，而台湾扮演着未来重建中国，建立中华文化中理想的大同世界的角色。他同时提醒人们中共所谓的“和谈”的本质：
他说道：
“我们必须进一步地指出，在这数十年，政府从事建国与统一的奋斗过程中，共匪也一直扮演着分裂性的角色。不仅在行动上处处阻挠破坏我们建立民主自由统一中国的努力，并且引入马列主义，仿效苏俄制度，建立武装叛乱的政权。凡此种种，都是所有中国人所深知而极感痛心的事实……
“共匪所谓的‘和谈’，乃是他们‘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说穿了就是‘诱降’的策略运用，共匪在他侵夺台湾的策略运用中，原有分阶段的安排，而‘和谈’不过是企图最后以共产方式赤化全中国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要我们生活在自由天地中的中国人民，放弃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生活方式，牺牲我们现有的幸福与财富，抛弃我们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受益和参政的权利。同时，断绝了中国大陆人民重获自由的希望……
“历史告诉我们，相信共产党谎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惨的下场。波罗的海三国的被苏俄并吞、大陆的沦陷、越南的沦亡，都是我们记忆犹新惨痛的教训。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就会沦为漂流海上的难民。”
孙运璿的这番谈话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并发表社论。
之后，中共仍不断进行统战，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孙运璿深知过去政府对中共的“三不立场”是对的，但必须用其他的说法说服国际社会，因而又在中美学者会议闭幕茶会中提出：海峡两岸的问题是“中国问题”而不是“台湾问题”。
会议中同时提醒与会学者──中共擅长以谈判来创造假象，实际上谈判只不过是中共斗争的一种方法而已。他引用美国前总统甘迺迪的名言“美国绝不恐惧谈判，但绝不在恐惧中谈判”，以及雷根总统所说的“美国唯有居于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始从事谈判”，暗示美国应继续在军事上协助台湾，这高明的论点让议场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复兴传统文化成未竟之路
1984年2月，孙运璿因公务过劳突发脑溢血（中风），自此不得不离开公职，许多未遂行的政策就成了他的遗憾，其中令他最念兹在兹的就是文化建设，这或许来自于他父亲当年提点他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以及他自小就想研究国学的心愿。
1947年，孙运璿的父亲孙蓉昌曾来台湾小住一段时间，但因战事急迫而赶回山东老家探亲，父子在基隆港一别后再未见面。之后，因孙蓉昌曾在国民政府当官，儿子又在台湾任要职，因此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等等运动中，孙蓉昌都被列为整肃的对象。年迈的孙蓉昌最后遭中共当局下放到农村打铁，在迫害中离世。
在台湾的孙运璿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留须发戴孝百日，表示为人子的悲哀。在他宣誓就职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就在家里院子的树下设下父亲灵位，焚香默祷，感谢父亲的教养之恩。他说：“我永远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这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从容就义时刻留下的一段话，文天祥所演绎的“忠”影响了后世无数的人们，孙运璿与他的父亲也深受启发并奉行一生，他公忠体国的表现也以此为基底，孙运璿在行政院长的任内，也一直想从事文化的复兴。
他成立了文建会，也在各县市设立文化中心，然而成效有限。他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对社会上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等种种变异文化感到忧心，他认为虽然台湾有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却忽视了为人的根本素养，传统的美德，晚年的他多次自问道：“我们那一辈是不是对经济发展走得太快？太急？”
他仰慕的是蒋介石总统任内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建议教育部将传统的儒家思想加入到小学课本，还要成立公共电视台推行中国传统固有文化，甚至办专业学校，广邀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孔子、孙中山，然而都力有未逮，最后他因病辞职，这一切构想都未能实现。2006年2月，他因并发症于台北病逝，享寿92岁。
他的未竟之路，只能期待后人去完成。
参考资料：
《孙运璿传》杨艾俐着天下杂志1989年出版
《经验与教训：为何绝对不能与共匪谈判》新思潮出版社1979年出版
